源：遼寧日報

原標題：紅山文化最重要的發現在遼寧 牛河梁揭示5000年前古文明獨特魅力

跨越5000年,“又見紅山”，一件件昭示遠古文明信息的精品文物集中展現在世人面前。這當中，最吸引人眼球的當數來自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的古老遺存。

牛河梁遺址——紅山文化最高層次的中心遺址，研究悠久中華文明的重要窗口。這里有迄今所知規模最大的紅山文化晚期埋葬和祭祀中心，這里是遠古時代凝結先民智慧的玉器中心。

作為“20世紀80年代中國最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牛河梁遺址的發掘，是“紅山文化考古發現與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的重要標志。牛河梁遺址田野考古工作不斷取得新成果，為認識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社會進程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探尋中華文明起源、領略紅山文化魅力，請到遼西，請到牛河梁。這里，“壇、廟、冢”“玉、龍、鳳”，勾勒出紅山古國的文明圖景；每一塊鑄就民族血脈的基石，都深深鐫刻著文化自信；厚重的歷史文化積淀，證明著遼寧這片土地的無窮魅力！

10月18日，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70余位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如約而至。

位于努魯兒虎山脈綿綿群山間的這塊黃土地，因發現紅山文化最高層次的中心遺址而廣為人知。在考古學家心中，這里已成為研究中華古老文明不可或缺的“圣地”。

在這里，沉睡千年的紅山女神被現代人的一聲輕叩喚醒，告訴我們，這個地方“有寶貝、有歷史、有文化”；提示我們，5000年前的西遼河流域，升起了文明的炊煙。

走近牛河梁，翻看這本“無字天書”，一個魅力十足的文明古國正拂去塵埃，漸露真容。

1 發現牛河梁，紅山文化考古在遼寧掀開最重要的一頁

“中國境內名山很多，如果說哪一座山承載了中華五千年文明源頭的歷史，唯有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的紅山！遼西地區山梁縱橫，如果說有哪一道梁見證了紅山文明的崛起與輝煌，唯有遼寧省朝陽市的牛河梁！”2015年11月，代表作《紅山文化研究》即將付梓之際，劉國祥大筆一揮，在該書的后記中寫下了這飽含激情的話語。

那年，正值紅山后遺址發掘80周年。

2019年10月，在沈陽參加“紅山文化與中華文明起源學術研討會”時，劉國祥，這位來自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員談到牛河梁，仍是激情澎湃。

召開此次學術研討會，“紀念紅山文化命名65周年”乃個中之意。

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在牛河梁深藏了幾千年的一系列重大遺跡相繼重見天日，改變了紅山文化一度沉寂的局面，讓學界將探尋中華文明起源的重點聚焦到遼西地區。

1981年，全國第二次文物普查期間，遼寧省文物部門發現了這一遺址。自1983年開始，由孫守道、郭大順擔任領隊，在牛河梁遺址開展正式的考古調查和發掘。

這一年深秋，紅山文化女神像出土。

時隔多年，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譽院長、考古學家郭大順依舊難忘那 “5000年后的歷史性會面”。在《紅山文化考古記》一書中，郭大順詳細記述了女神像問世的一幕：“這幾天人塑像殘件接二連三的發現使參與發掘的考古工作者都有一種預感，可能有更為重要的發現在等待著。挖掘剝離更加小心翼翼，接著，頭額、眼部已顯露出來。一尊女神頭像終于問世了。”“她仰面朝天，微笑欲語，似流露著經漫長等待后又見天日的喜悅，于是人們一齊圍了上去，攝影師及時抓拍了這一瞬間。”

被發現的紅山女神頭像殘像高22.5厘米，面寬16.5厘米，相當于真人大小。在《紅山文化考古記》中，郭大順指出，從世界范圍看，在距今5000多年的各個文明古國中，像牛河梁遺址這樣大規模的泥塑神像群，并無先例，稱得上是“海內孤本”。正因如此，他認為牛河梁女神廟的發現最重要的意義就在于，不僅發現了明確的廟宇，更發現了廟內供奉的神像，表明已經具有了宗廟的雛形。

之后，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仔細觀摩女神像后得出結論：女神是紅山人的“共祖”，也就是中華民族的“共祖”。

令人激動的發現只是剛剛開始。此后，牛河梁遺址不但發現了迄今所知規模最大的紅山文化晚期中心性祭祀遺址，而且出土了一批具有明確層位關系的紅山文化玉器。

考古學家們根據已出土的大批文物初步推斷，5000年以前，這里曾經存在過一個具有國家雛形的原始文明社會。

1983年開始的牛河梁遺址群正式考古發掘，也成為紅山文化發現與研究歷程中的重要轉折點。

紅山文化，因1935年赤峰紅山后遺址的發掘而得名，是中國東北地區最著名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之一。1954年，著名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尹達首次提出“紅山文化”的命名，強調紅山文化對于研究長城以北和以南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的相互關系問題具有極大的啟發和幫助。但從發現到20世紀70年代末，紅山文化一直被視為中原文化影響下的一支邊遠文化，在中國史前文化研究中屬于“一帶而過”的角色。

在郭大順等專家學者看來，牛河梁遺址一系列重大發現，最重大的意義是由此提出了遼西地區五千年文明起源的新課題，也將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的目光更多地吸引到中原以外地區。至此，紅山文化成為研究西遼河上游地區文明化進程及中華文明起源特征的核心內容之一。

2 “玉見”紅山古國魅力，牛河梁接連出土精美玉器

牛河梁遺址通過正式考古發掘出土了一批具有典型地域特征和時代風格的玉器，紅山文化玉器群最終得以科學確認，成為中國史前玉器發展史上第一個高峰期的代表。

牛河梁遺址發現后不久，蘇秉琦就認為，這“豐富了我們對當年在這一帶幾百平方公里內存在大建筑群的社會歷史意義的認識”。

根據這些重大發現，蘇秉琦提出探索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這一重大課題。在他看來，以牛河梁遺址為中心的紅山文化，正可謂文明三部曲中的“古國”和三模式中的“原生型”的重要實例，“在古文化聚落層次性分化的基礎上已經達到產生最高層次中心聚落的水平，并以宗教形式將這種以一人獨尊為主的等級分化固定下來。”

這個古國是神秘的。牛河梁被研究者視為“神之所居”，壇、廟、冢格局規整、規模巨大，為紅山古國的祭祀中心。

古國時代的紅山先民是偉大的。在牛河梁這個神奇的地方，他們還創造了精美絕倫、風格獨特的玉器。

在紅山文化研究中，玉器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課題。目前所知，紅山文化玉器的出土數量達300多件，主要分布在內蒙古自治區東南部和遼寧省西部地區。牛河梁遺址是迄今為止經過正式考古發掘出土紅山文化玉器數量最多的地點。

正是牛河梁遺址發掘出土的紅山文化玉器，使紅山玉器的時代“一錘定音”。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西遼河流域不斷出土精美玉器。然而幾乎沒有人將這些玉器與紅山文化聯系在一起，多數研究者將它們視為商周乃至漢代的文物。

直到1984年8月4日，考古工作者發掘牛河梁第二地點一號冢4號墓，發現該墓主人頭下枕著一件馬蹄形玉器，胸部放置一對玉豬龍，這才相信，如此精美的玉器，是5000年前紅山先民的杰作。

《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發掘報告（1983—2003年度）》稱，牛河梁遺址已發現的玉器，除個別為采集品外，全部為正式考古發掘品，絕大多數在出土時保持著原生狀態，為研究紅山文化玉器的分類與組合、造型、功能等，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在玉器研究專家、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楊伯達看來，牛河梁遺址堪稱“遠古玉器中心”。而劉國祥認為，這些紅山人的杰作，證明蘇秉琦先生所說的紅山古國可謂一個美玉里的古國。

玉玦形豬龍、勾云形玉器、玉人、玉鳳……解讀這些紅山文化玉器，可以得見紅山先民的精神世界。遼寧省博物館研究員周曉晶告訴記者，作為紅山文化最突出的物質成就，玉器不僅是體現聚落規模和等級的標識，也是社會信仰和精神領域的反映。

史前諸文化的墓葬，都有以陶器為主要隨葬品的葬俗，只有紅山文化是個例外。《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發掘報告（1983-2003年度）》稱，只葬玉器，是牛河梁遺址埋葬習俗的一個有代表性的特點。

據此，郭大順分析，紅山文化墓葬規模及隨葬品的數量、質量是反映人與人等級差別最主要的標準，該文化不葬或少葬與生產、生活有關的石器和陶器，說明當時在表達人與人之間的等級地位時，對非實用玉器的重視，遠勝于與生產、生活有關的石器和陶器。他進而指出，積石冢墓葬隨葬的玉器，是通神的工具，紅山文化玉器從造型到出土狀況都是對玉器的這種通神功能的典型反映。

紅山文化晚期玉器的雕琢和使用，能夠深刻反映遼西地區史前社會的重要變革，也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標志。在劉國祥看來，“在中華五千年文明形成的早期發展階段，玉器是貫通天地、溝通祖靈和神靈、彰顯禮儀的核心物質載體；秦漢以后至明清，在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的進程中，玉器發揮了延續文明血脈、凝聚民族共識等重要功能，成為中華文化的象征之一。”

以紅山文化為重要代表的諸多文化類型已成為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支柱，郭大順說，尤其是牛河梁遺址的發掘考古材料，充分顯示出早期旱作農業興起、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過渡、神權向王權社會初步轉變、大型祭祀活動多樣、原始古禮興盛和“唯玉為葬”等現象。

3

不斷有新發現新成果，牛河梁被認為“具有世界遺產價值”

牛河梁遺址屬于中國，更屬于世界。這一入選20世紀100次考古大發現的文化遺存，不僅是國內學者研究和關注的熱點，也一直吸引著國外專家學者的眼球。

從1983年開始，牛河梁遺址的每一次考古發掘，都帶給世人驚喜。

如入選200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牛河梁第十六地點。

這一地點的4號大墓，是牛河梁遺址群已發現規模最大、營造最費工時的一座墓葬，其規模與圍繞四周的墓葬對比懸殊，僅巖石開鑿量就多達30立方米。為綜合研究紅山文化積石冢群的布局、各冢及冢內墓葬結構、葬俗、玉器組合以至分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資料。

這一地點出土的隨葬玉器中，玉人、玉鳳為紅山文化玉器中新發現的器類，玉人高度寫實，對研究宗教祭祀活動、人的體態、形體特征等十分重要。玉鳳造型簡潔生動，線條優美，其枕于頭下的出土位置也引人深思。

《遼海記憶——遼寧考古六十年重要發現》一書總結，“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發展水平最高的遺存之一，是我國目前發現最早、保存最完整的集壇、廟、冢為一體的大型宗教祭祀遺址，可能對我國上古時代社會發展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筑史、美術史的研究產生巨大影響。”

牛河梁遺址，不僅始終是國內學者研究與關注的重點，而且一直吸引著來自世界的目光。

早在1989年，時任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研究中國考古學的汪濤考察牛河梁遺址時，與郭大順進行交流，就提出從世界史角度研究紅山文化的課題。

1994年，英國劍橋大學研究員吉娜·巴恩斯等人考察牛河梁遺址后，認為“牛河梁遺址具有世界遺產價值”。

2013年上海舉辦世界第一屆考古論壇期間，世界考古權威、劍橋大學C·倫福儒教授在主題演講中，將牛河梁遺址與土耳其東南部的哥貝克力石陣、英倫島的巨石陣和布羅德加石圈等遺跡相比較，認為其是國家社會形態出現之前公眾集會的禮儀場所。

2009年到2011年，包括美國匹茲堡大學和夏威夷大學在內的中美聯合調查隊，在大凌河上游流域開展了系統性考古調查，取得了重要成果。兩年間，有針對性地發掘了兩處遺址，最終形成《大凌河上游流域紅山文化區域性社會組織》一書。

“我們應當用世界性的眼光，從世界史的角度研究紅山文化，這是繼續深入理解紅山文化形成和發展的一把鑰匙。”郭大順認為，紅山文化時期的遼西地區是溝通東西方的“彩陶之路”與環太平洋“玉石之路”的交會點，東西方文化因素在這里高度融合。

往事越千年，遼西牛河梁上，曾經的紅山古國向我們展示了厚重的文明積淀。

喚醒沉睡的歷史記憶，保護珍貴的文化遺產，我們一直在努力。

2012年12月，赤峰紅山后遺址群、魏家窩鋪遺址與牛河梁遺址共同被列入《中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

我們堅信，未來，牛河梁會給世人帶來更多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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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JIE

古國：早期城邦式的 原始國家

依據考古學家蘇秉琦關于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古國—方國—帝國”的理論，古國時代是指距今5000年前后出現的高于部落以上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

古國最先是從遼西地區紅山文化考古中提出來的。紅山文化在距今5000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國階段，以祭壇、女神廟、積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質禮器為標志，出現了隨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發展已達到產生基于公社又凌駕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組織形式，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國家。

牛河梁遺址區為何 無居住址

在牛河梁遺址區，至今無居住址的明顯跡象，卻仍不斷有新的積石冢遺址點發現。對于這一現象，有考古學家認為，這說明當時祭祀中心已從居住址分化出來，是遠離生活居住地專門營建的獨立廟宇、廟區和陵墓區。他們判斷，這樣一個以大型公共建筑和由這些大型公共建筑群及環境組成的文化景觀為標志的高等級祭祀遺址群，已遠不限于一個氏族或部落的范圍，可能是紅山文化這一文化共同體對共同祖先的祭祀，是紅山文化高層次甚至最高層次的聚落中心。

遼西不僅有牛河梁 還有東山嘴、半拉山……

破譯“無字天書”、解讀古老文明，考古工作者一直未停下探索的腳步。

早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們就在遼西地區對東山嘴遺址做了考古發掘，第一次明確了紅山文化祭壇的形制，為揭示紅山文化晚期祭祀典禮內容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實證材料。這里出土的兩件陶塑孕婦像，被譽為“東方的維納斯”。

2014年至2016年發掘的半拉山紅山文化墓地，出土遺物僅玉器就達140余件。在半拉山積石冢墓葬里發現一套完整的帶柄端飾的石鉞，尤其是出土的獸首形柄端飾石鉞為紅山文化遺存首次發現。現場還出土了14件5000年前的人頭雕像，有石雕和陶塑兩種。半拉山墓地的發掘，完整揭示了紅山文化晚期積石冢營建的全過程，彌補了以往紅山文化積石冢發掘欠缺的一些遺跡現象。大型石質人像和玉石鉞為首次發現，為研究紅山文化的精神信仰和權力的構成提供了重要資料。

此外，阜新的胡頭溝遺址、朝陽的小東山遺址和田家溝墓地等，也屬于紅山文化的重要遺址。

近10年來，遼寧省考古工作者繼續開展田野考古調查、發掘等工作，不斷充實紅山文化研究材料。僅2017年3月至2019年6月，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就在大凌河上游調查發現紅山文化遺址416處。（記者 侯永鋒）

日，上海市紀委監委通報2起疫情防控不力典型問題。

上海機場集團下屬虹橋公司消防急救保障部原黨委副書記、總經理李水飛在疫情防控中不擔當、不作為問題。

李水飛在3月24日緊急轉送一名機場委外單位新冠肺炎核酸檢測陽性員工過程中，消極推諉、缺乏擔當，導致轉運進程遲滯，造成不良影響，被撤銷黨內職務和行政職務。

黃浦區精神衛生中心黨支部副書記、院長周寶國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管理不嚴、處置不力問題。

周寶國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未正確履職，導致該中心浦東分中心多名病人、員工感染，造成不良影響，被免去黨內職務和行政職務，接受進一步調查處理。

聲明：本文轉自廉潔上海（ID：lianjieshanghai），在此致謝！

日，中共上海市紀律檢查委員會發布消息，上海浦東新區3名處級干部因疫情防控不力被免職：

1.浦東新區區委委員、北蔡鎮黨委書記蔡永強，黨委副書記、鎮長徐建軍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履職不力問題。蔡永強、徐建軍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履職不力，造成疫情外溢，對全局疫情防控工作造成嚴重影響。經區委常委會研究，決定免去蔡永強浦東新區區委委員、北蔡鎮黨委書記、委員職務；免去徐建軍北蔡鎮黨委副書記、委員職務，按程序免去其鎮長職務。

2.洋涇街道辦事處副主任黃偉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作風不實、履職不力問題。黃偉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消極推諉、缺乏擔當，對分管工作落實不力，對街道疫情防控工作造成嚴重影響。經區委常委會研究，決定免去黃偉洋涇街道辦事處副主任職務。

聲明：本文轉自廉潔上海（ID：lianjieshanghai），在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