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左東嶺（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劉勇強（北京大學中文系）；廖可斌（北京大學中文系）；杜桂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劉石（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劉寧（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走向成熟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

左東嶺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已經整整走過了四十年的歷程，如果要概括這四十年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業績與特點，我以為用“成熟”二字比較切合實際。這種成熟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其一是研究目的的二重性，即既要堅持學術研究的本位立場，尊重學術的獨立性與嚴謹性，又要自覺承擔起文化傳承和文化建設的現實使命。其間經歷了學術獨立性的追求，文化傳承的倡導，以及中國話語建構、中國特色的自覺性塑造，最終是要走向古今兼顧，將獨立性與現實性相融合。

其二是學術規范體系的逐漸完善，這包括學術規范與技術規范的雙重內涵。諸如堅持學術創新的原則，尊重前人學術創見的原則，嚴格預防與嚴肅處理學術不端的原則，學術文獻的引用規范，學術論文發表的技術要求，學術著作出版的版權規定，以及論文發表的責任承諾，等等。這些規范是經過政府主管部門與學術共同體的不斷努力而形成的，它們使“學術市場”逐漸趨于有序。拿今天的學術論著與四十年前的相比，可以發現明顯的不同，這對學術底線的保障與研究水平的提升無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三是研究格局的均衡化與立體化。在文學史時段的選擇上，逐漸由側重先秦、唐宋而向著元明清時段轉移，從而體現了各個歷史時段研究力量的均衡化。在文體選擇上，過去由于受到“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觀念的影響，各歷史時段研究的文體選擇呈現出單一化的狀況，如唐代偏重于詩歌，宋代偏重于詩詞，元代偏重于雜劇、散曲，而明清則偏重于戲曲、小說等通俗文學。經過四十年的探索與實踐，唐宋時期的小說、變文、說唱等俗文學也得到了充分的重視；而明清時期的詩文也被廣泛關注，形成了與戲曲、小說勢均力敵的研究格局；甚至以前較少被學界留意的明清辭賦及應用文體，也都出現了許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式上，文獻的整理考辨、理論問題的思辨性研究、文體源流的梳理辨析、文學作品的品味賞析、文學與其他文化要素的關聯性探討，以及詩文選本等普及工作的廣泛開展，正在形成一種立體化的狀態。

其四是研究理論與方法的圓融自覺。中國的現代學科體系基本上是借鑒西方近現代的理論方法而建立的，因而中西關系的問題始終成為學界繞不開的話題。在近四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20世紀80年代的“方法論熱”與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話語重建”，使古代文學研究呈現出多元的趨勢——有的側重于對新方法的實驗，有的側重于對傳統方法的堅守，而更多的人則是希望超越中西對峙，廣泛吸收全人類的優秀思想資源，并形成行之有效的理論方法，在解決中國文學問題的過程中顯示出中國特色。理論方法不以古今、中西為限，而以研究需要與時代需求為指歸，顯示了方法論上的自覺。

其五是中外學術交流的均衡與成熟。改革開放初期，無論是理論方法的引進還是學術成果的翻譯，基本上都是以“拿來”作為主要方式，中外學術交流基本上是單向的。經過四十年的發展，隨著中國學界研究水平的提升與學術成果的積累，“中國文化走出去”成為學界的共識。于是，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被大量地介紹到國外，尤其是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的有序開展，更加促進了這種“走出去”的步伐。同時，在交流的過程中，也有了更多同場同步的學術討論的機會，因而交流的深度與廣度也在日益增加。中國學界對外國學術成果堅決拒斥或盲目崇拜的現象日益減少，例如海外漢學提出的所謂“寫本時代”“早期未定文本”等說法，已經被中國學界審慎地加以接受，將其作為問題進行討論而不是作為結論予以肯定。

以上這些都不同程度地展現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成熟。如果以此與四十年前的古代文學研究相比，真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當然，成熟并不意味著不存在問題，諸如大量平庸而缺乏新意的成果的存在，文獻整理的缺乏深度與重復勞動，數字化文獻的流行與閱讀能力的退化，學術規范化與研究個性化的矛盾，理論方法的多元化與理論體系的原創性之間的差異，學術評估的量化要求與精品成果的缺少，研究項目的時間限制與研究質量的保障之間的沖突等等，都亟待學界加以認真對待，從而使古代文學研究取得更大的發展。

古代文學的功能定位與研究思路

劉勇強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在文獻整理、史實考辨、理論闡釋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也出現了一些令研究者困惑乃至無所適從的變化，而最大的變化可能是古代文學身份的游移、迷失或邊緣化。

古代文學身份的確立是與近代文化轉型和現代學科建設聯系在一起的。改革開放之初，由于研究生學歷教育的全面恢復，這一確立得到了最后的強化。當然，它的確立也有文學內部的原因，對文學功能與意義的認識即是古代文學定位的內在理據。例如古代詩文的抒情言志、述史紀實等，小說戲曲的“羽翼信史”、教化娛樂等，都是前人對這些文體功能的基本認定，也始終是把握它們文化地位、審美特質、藝術品格的重點。近代以來，文學反映現實觀念的日益突出，這依然是古代文學功能定位的關鍵所在。基于這一定位，文學在整個意識形態中占據了重要的位置，也影響了文學諸文體關系的認識，如一度有所謂“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的說法，而上述認識又構成了古代文學研究的出發點與軸心。

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各種思潮風起云涌，文化也發生著結構性的變化。如上所說，古代文學的身份確立是與現代學科建設聯系在一起的，這必然與古代文化學術體系存在著一定的錯位。這種錯位在文化的結構性變化中越發凸顯出來，并呈現出階段性的特點，進而影響了古代文學的研究思路。其中最明顯的改變可能是，功能意義不再是古代文學研究的出發點與軸心，取而代之的是對傳統文化整體價值以及對古代文學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認識成為古代文學研究的新思路。不言而喻，這意味著對古代文學的重新定位。

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文化熱”研究，是這一轉變的開始。對傳統文化的反思、文化研究的開闊視野與全新命題，使得古代文學內涵的揭示有了擴展與提升，但文化研究的泛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古代文學研究為相關學科提供素材與注腳的狀況，古代文學研究本身的焦點反而有所模糊。例如，當《紅樓夢》的文化價值被無端抬高，它的小說特征就可能在漫無邊際的夸飾中虛化，成為宗教、醫藥、飲食、節慶等研究的材料。

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國學熱”是“文化熱”的延伸與聚焦。如果說“文化熱”具有一定的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性，“國學熱”則更多地帶有對傳統文化精髓的肯定與弘揚意圖，因此，它必然更偏向于經典的精英文化。而古代文學的個性化、大眾化，特別是小說戲曲的通俗化，使得古代文學在國學研究中的邊緣化的趨勢開始呈現。我曾經應約寫過一篇《國學視野下的古代小說》，當時多少有點強為之說的味道。我的困惑是，有沒有必要或有沒有可能讓古代小說搭上“國學”這輛多少有些曖昧且已經超載的車。反諷的是，“國學”至今沒有在官方的學科體制中獲得“準入證”，它對古代文學的引領作用也就虛多實少。事實上，在國學研究刊物中刊發的古代文學研究論文，我們很難發現它們與傳統古代文學研究有什么本質不同。

最近十年，隨著“國學熱”的深入，經學研究有所復蘇，古代文學研究、特別是先秦兩漢文學研究也出現了經學化的發展態勢。雖然經學向來有漢、宋兩種路徑，但文獻至上始終是經學研究的正宗，勢必也成為了古代文學研究的主流，是否會由此造成與理論闡釋的畸重畸輕，是需要警惕的。近來，經學研究又與西方古典學接軌，“中國古典學”似乎成了國學及古代文學的新旗號。雖然這一旗號注定是寬泛的、模糊的以至自我解構的，但是對大量非經典性的古代文學，尤其是通俗文學，很可能形成又一輪擠壓。

當然，近四十年來，古代文學借助西方文學理論的支持，例如敘事學、互文性、接受美學、傳播學等的引入與運用，使古代文學研究也在不斷謀求自身的思維更新和領域拓展。不過，這些理論往往更注重現象的揭示，缺乏對功能意義這一根本價值的認知與評判，而沒有這一點，這些理論的支持能否使古代文學研究行穩致遠，也是有疑問的。同時，即便是傳統的古代文學研究，也不能不面對文學邊緣化的現實。

幾年前，我在為紀念《文學遺產》創刊六十周年寫的一篇小文中，杜撰了一個“發現性研究”的詞，大概講了四層意思：首先，發現性研究應致力于發現前人未曾特別關注的作品的價值，提高其在文學史上的透明度，增加文學史的覆蓋面，并相應調整文學史的坐標體系；其次，即使是已有充分研究的作品，同樣可以嘗試通過發現性研究，對文本做出推陳出新的“再發現”闡釋；復次，發現性研究還應特別著眼于探索古代文學作品對人生經驗超越時空的思考；最后，古代文學在文體、語體乃至具體的表現形式上，都與當代文學有很大不同，但文學精神、審美趣味可以相通，甚至當今最新銳、前衛的藝術思維，也可以在古代文學中找到其源頭。發掘古代文學作品歷久彌新的藝術思維，是古代文學研究者參與當代文學進程的應盡義務。我相信，充實了當代意識的、以功能意義為主導的發現性研究，也許可以是下一個四十年的努力方向之一。

構建古代文學研究的健康生態

廖可斌

現代意義上的古代文學研究，開啟于20世紀初，至今約一百二十年，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即20世紀前半葉的五十年，后半葉的前三十年，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我們回顧總結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的特點、成就和不足，既要與此前的三十年相比，也要與更早期的五十年相比。

比較這三個階段的古代文學研究，可以有多個角度。古代文學研究與社會現實的關系，可以是觀察的角度之一。在這一點上，上述三個階段走過了一條“之”字形的路程。

20世紀上半葉的古代文學研究，與此前的古代文學研究相比，實現了文學觀念、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的整體性、根本性轉變，基本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古代文學研究體系。隨著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當時古代文學研究已呈現出職業化的特點。從事古代文學研究的，不再是社會上享有獨特地位的士大夫階層，而主要是在學校和研究機構從事古代文學教學的知識分子。但當時的古代文學研究者，仍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中國古代士大夫的傳統，注意將古代文學研究與推動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相結合。無論是五四運動前后對古代平民文學的重視，還是抗日戰爭時期對古代愛國主義傳統的弘揚，古代文學研究都與社會現實密切相關。即使是一些主要探討古代文學的藝術形式和技巧的論著，也隱含著對現實的關注和對社會歷史、人生意義的追求。如錢鍾書先生《談藝錄》前言稱，該書“雖談藝之作，實憂患之書”。古代文學研究也因此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保持著重要影響力。

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古代文學研究，在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念和方法研究古代文學方面作了一些有意義的探索。但總體上看，過于強調古代文學研究與社會現實的關系，甚至將此推向極端，將古代文學研究作為政治斗爭的工具，或根據現實需要隨意圖解古代文學，給學術研究帶來了不利因素。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的最大變化，就是實事求是學風的回歸。學術界在整理古代文學文獻、拓展研究領域、講究學術規范、運用新的研究手段等方面，呈現出新的面貌，取得了可觀的成績，但同時也顯示出一些值得注意的趨向，其中之一就是與現實社會生活的疏離。改革開放之初，許多古代文學研究專家，鑒于前三十年過于強調古代文學研究與現實社會生活關系的教訓，提出古代文學研究不必過于追求現實意義，學術的意義就在于學術本身。這在當時撥亂反正的歷史條件下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但此后特別是20世紀末以來這種傾向日益發展，似乎有走向另一個極端的趨勢。古代文學研究進一步職業化、專業化、技術化，選題和研究越來越不考慮價值判斷和對社會歷史、人生意義的追尋，與社會現實和民眾的文學藝術生活脫節，甚至成為少數專業人員孤芳自賞、自娛自樂的游戲，于是出現了日益邊緣化的傾向。

要保持古代文學研究的生機與活力，既要防止過于強調古代文學研究現實作用的庸俗社會學傾向，也要避免古代文學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我們有必要探討古代文學研究與社會現實生活的良性關系，構建古代文學研究的健康生態。整理文獻是必要的，但要避免為整理而整理，要考慮是否值得和有必要整理；考證作者生平、作品版本等是必要的，但理論研究也不應該被弱化；微觀研究是必要的，但宏觀研究也不應該受到忽視；研究藝術形式和技巧是必要的，但對古代文學思想內涵的研究也不應該偏廢。古代文學研究不應該是一座品種單一的、冷冰冰的標本陳列館，而應該是一個溝通古代人的精神世界與現代人的日常生活的百花齊放的大花園。

古典戲曲研究四十年：“讓思想沖破牢籠”

杜桂萍

改革開放四十年，是戲曲研究領域碩果累累的四十年，也是戲曲研究從理念到方法真正完成從傳統到現代轉型的四十年。戲曲研究不再附麗于政治，也不再被肆無忌憚地庸俗化，作為文學藝術的戲曲已然成為一門學科并得到有效建設，在各個方面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取得了顯赫的成就。

戲曲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巨大進展，呈現出系統化的特征，極大推動和促進了戲曲的研究。繼《全元戲曲》隆重登場后，《全明戲曲》已基本完成，《全清戲曲》正全面展開；一些重要的古典文獻整理工程得以繼續，如《古本戲曲叢刊》第七集終告完成，其他各集也在繼續編纂過程中。不僅如此，戲曲目錄學、戲曲文物學等文獻發現和編撰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這一切，為古典戲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和扎實的基礎。

戲曲文本的閱讀和闡釋也不再局限于傳統的方法，戲曲文本的“體”的特性逐漸受到關注，文本分析同時擁有了戲曲作為舞臺演出藝術的情境，如是，其獨特的語詞表達方式、修辭特點，以及與格律、科介的關系等，均進入審視的范圍，其所富有的文體和文化凝結也一一得以詮釋。而借助跨文化、跨文體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從民俗學、宗教學、心理學和小說、詩文等維度審視戲曲文本，不僅有助于文本的解讀，也為其他相關領域的研究提供了獨特的載體和信息表達方式。這是戲曲文本闡釋的獨特創獲。由是，戲曲研究領域得以拓展，研究內容和理論方法都呈現出融合、交叉和綜合的特征。其結果是，戲曲研究不再具有盲區，地方戲曲、民間戲曲和宮廷戲曲等的研究狀況都呈現出良好的態勢，儺戲、目連戲和其他聲腔等的研究得到充分發展，活態戲曲已然成為非遺文化的重要內容。多元的豐富的戲曲史格局已基本確定，由此而來的戲曲史研究和編撰將取得更為豐厚的成績，通史、斷代史乃至專門史各呈特色、各具成就的時期即將到來。

就戲曲理論的建構而言，在走過了一條曲折的探索之路后，從狂熱的“拿來”、任性的“借鑒”到當下的理性思考，中國的古典戲曲理論早已開始心平氣和地面對自己的過去和短長。意境說、虛實論和文辭、音律等問題，依然是內蘊豐富的話題，也還是新話題生成的基礎和前提，相關探討飽含建構中國戲曲理論體系的話語指向和學理訴求；已然開始的與西方理論的真誠對話，強化了這種理性而自信的學理意識。在紛繁的理論話語中如何把握好中西兩種文化、思想和方法，讓戲曲理論始終運行于中國獨特的美學觀念和獨特的思維方式、民族特點中，又以獨特性立足于世界戲劇之林，仍然是今后很長一段時期內需要探索的問題。任何理論建構或許都是有瑕疵的，但這正是時代賦予理論的寶貴機緣。

改革開放四十年，戲曲研究領域成就非凡，但問題依然存在。比如說戲曲研究的從業者始終處于不太穩定的狀態，老一代學者漸行漸遠，中年學者的學術引導作用并沒有得到有效激發，新生力量的成長亟待引導、培育等；比如說戲曲研究難以形成新的學術熱點，沒有引領性話題以有力推進相關問題的研究；比如說戲曲理論和戲曲實踐在某種意義上仍然呈現出“兩張皮”的疏離狀態，文獻發現的成績并沒有帶來相關意義研究的理想推進，等等。也就是說，戲曲研究領域依然面臨著如何創新、怎樣突破的巨大困惑。改革開放四十年的開端，是由思想解放拉動的，反觀當下卻不容樂觀。受制于固有的思維模式、體制機制障礙乃至惰性學術觀念，戲曲研究并未達到應然的理想境界。有一句話，或應是激勵當代學人奮力一搏的最強之音，那就是“讓思想沖破牢籠”。這句《國際歌》的歌詞永遠熠熠生輝，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其中蘊含的追求學術自由、思想創新的指歸，也足以激發蘊積于心的動力，讓學術的未來可期。如是，學術選擇將逐漸褪去被動或被迫的色彩，將個體打造成為“公器”而生存的自由思考者和能動實踐者，并內化為學者的自覺學術追求。以一人之心呈現千古之心、天下之心，以文本解讀和理論闡釋彰顯世態人情，達成格物致知的人生目的，畢竟是學術研究的終極指向；而淡化這一點，甚至是回避這一切，文學何以成為人學，文化何以成為有溫度的文化？人文情懷怎能不淡化？所以，“讓思想沖破牢籠”，是當下學術研究的關節之所在，也是學術研究回歸人文之本的路徑所在。

對古典文學研究發展趨勢的兩點認識

古典文學研究在既往的四十年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就目前的認識而言，其在未來的發展趨勢應有兩點值得注意：

一是充分利用新文獻。此所謂新文獻，既指方興未艾的出土文獻，亦指域外漢籍。此類研究隨著出土文獻的不斷出現和海外交流的日漸便捷，已經蔚然成風。就目力所及，黃德寬近期發表的《略論新出戰國楚簡詩經異文及其價值》(《安徽大學學報》2018年第3期)、卞東波近期發表的《域外漢籍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新景觀》(《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7月16日)，皆可視作最新的示例。

二是利用現代科技手段研究古典文學。《文學遺產》在這方面的貢獻值得肯定。李鐸、王毅在《文學遺產》2005年第1期發表了《關于古代文獻信息化工程與古典文學研究之間互動關系的對話》，鄭永曉在《文學遺產》2014年第6期發表了《加快“數字化”向“數據化”轉變——“大數據”“云計算”理論與古典文學研究》，已經提出要突破簡單利用語料庫進行關鍵詞檢索和相關材料類聚的功能，并利用大數據和云計算來提升古典文學研究。

現階段數字人文研究的主要技術方法，包括機器學習與人工智能、數據庫方法、計算語言學、社會網絡與地理信息系統、數據與文本挖掘等多個方面。這些技術方法可分別對應于古典詩歌分析系統的嘗試、作家生平事跡研究、古典小說研究、文本與人物研究、文體與文論研究。數據庫建設、技術創新運用與文本研究三位一體。數據庫是基礎，文本分析技術是關鍵，最終都要落實到發掘依靠閱讀經驗難以發現的文本組織特征及其相互關系，通過定量統計、定性分析，解決古典文學研究領域長期存在的疑而未決的作品歸屬、作品辨偽、異文辨析、修辭特色、風格生成、題材變遷、因革影響等方面的問題。

傳統的文獻材料彼此間呈現相對明顯的線性關系，有相對完整和自洽的因果鏈。大數據時代面對的則是具有相關性的海量數據，幾乎不可能找到每個數據之間的微觀因果鏈。大數據時代不必非得知道現象背后的原因，而是讓數據自己發聲。對以思想、情感和藝術為主體的古典文學學科而言，強調差異性、變異性和獨特性的相關性分析方法可能比因果性分析方法具有更強的判斷力。

大數據技術的興起，使數據采集、存儲和處理極大地智能化、自動化。我們可以使用海量數據來實現復雜現象的數據刻畫和說明。“全數據模式”將與問題相關的數據一網打盡，最大程度地規避客觀條件局限所造成的以局部論全部的弊端，可以對問題進行更系統、更全面、更整體的刻畫，從而使問題得到更精確、更徹底的解決。這是一種數據化帶來的嚴格意義上的整體論，將使思維方式從還原性思維走向整體性思維。

歷史與邏輯、事實與價值的統一是人文社科研究的基本方法。大數據時代的研究尊重全體材料，重視量化分析，兼顧所有關系，這將有助于促進人文學科的研究由“解釋性”向“求是性”轉向。隨著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數據化，人文學科的研究對象也能夠實現數據化，可以通過數據挖掘、數據分析和數據建模來進行研究。這樣，人文學科也就由以往被認作非科學的學科躋身于科學成員的大家庭中，進而發展出“人文科學”。

總之，大數據思維為人文社科研究的變革與創新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正如美國康奈爾大學通訊與信息科學專業教授杰弗里·漢考克(Jeffrey T.Hancock)所說：“這是社科研究的一個全新時代，就好比顯微鏡的誕生對化學科學發展所起到的促進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古典文學研究中新技術手段的應用需要充分依靠計算機科學和統計學的專業技術。在古典文學領域尚缺乏此類專業技術力量的今天，這必然會促進學術研究人力資源的整合，倒逼跨學科合作研究的開展。但文學性問題的提出和分析處理不可能完全交給機器，也就不可能完全交給技術專家。相反，從問題的設置到語料的選取，再到分析結果的解讀、意義的闡釋、體系的建構等，都將由古代文學和文獻學相關領域的高水平學者來完成。

用改革的活力與理性激揚學術個性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成果豐碩，無論是文獻整理在深度與廣度上的開掘、文學研究范式的革新與開拓，還是文學史研究在宏觀與微觀層面的廣泛突破，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回望四十年，有許多成功經驗值得總結，而其中有兩點，尤其值得關注：其一，以20世紀80-90年代為中心的思想解放，激發了學術創造的活力；其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學術規范化追求、“學科化”發展，使學術研究有了深厚的沉潛與積累。前者代表了改革開放的活力，后者體現了改革開放的理性，四十年的輝煌，正得益于這種活力與理性的結合。

古典文學研究的“學科化”發展，是近三十年尤為突出的現象。研究生教育是學術“學科化”的核心。中國大學的研究生教育起步很晚，即使是備受推重的西南聯大、清華國學院，其研究生教育無論規模還是持續的時間，都很有限。20世紀80年代，研究生教育迎來全面繁榮；21世紀以后，研究生招生規模迅速擴大，專業設置日趨豐富，古典文學研究在“學科化”的道路上迅猛發展，呈現兩個突出特點：

第一，學術規范意識不斷強化。如果沒有學術的“學科化”發展，提倡學術規范，就只能更多地停留于口頭呼吁與主觀愿望，而對于“學科化”的學術共同體來講，遵守學術規范，就不僅僅是學者的個體操守，更是共同體的根本要求。

第二，學術范式影響不斷加強。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立足文獻、同時能綜合多種文學、文化視角的研究方法，逐漸成為深具影響力的研究范式，例如程千帆先生提倡的文藝學與文獻學相結合、傅璇琮先生提倡的文學與社會文化的綜合研究，都成為具有典范意義的研究范式。學界圍繞這些范式，系統整理文獻，對文學史展開廣泛的觀察，對范式本身不斷進行完善。正是在范式意識的影響下，學術積累的價值才得到充分關注。

上述兩方面，都體現了學術理性的增強，這是四十年輝煌成就的重要基礎，然而在今天回望這些成就的同時，古典文學研究似乎同樣有必要重溫改革的活力，在尊重學術規范的前提下，更加深入而充分地激揚學術個性。

豐富多樣而含蘊深刻的學術個性，是學術繁榮的核心標志，正如在中國詩歌史上，唐代詩壇的群星璀璨，是唐詩繁榮最集中的體現。改革開放煥發了創造活力，為激揚學術個性，奠定了積極的思想文化環境。解放思想的追求，沖擊了人們頭腦中僵化的思想；面向世界的開放，打開了人們的視野。一切既有的陳規、一切僵化的思想框架，都受到質疑和挑戰。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機械的社會決定論、線性的歷史觀，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簡單化論述，都受到了挑戰；許多長期受到忽視的研究領域也受到廣泛關注，如文體研究就取得了豐富成果。

今天，隨著“學科化”、專業化程度的加深，學界尤其需要汲取這樣的創造活力，來沖破學術規范化不恰當發展對個性的束縛。合理的規范是學術健康發展的保證，但倘若過于機械繁雜，則會成為學術發展的阻力。例如，學術論文的注釋過于繁復、研究綜述過于繁雜，參考文獻的標注過于繁瑣，都是不良現象。學界需要呼喚更為清通簡易的形式規范，讓論文不必在繁復的形式因素上過于辭費。論文的篇幅、語言表達可以更為靈活，避免千人一面。對學術范式，要有勇氣在充分研究的基礎上做出挑戰和突破，自出手眼，獨立探索。創新和學術個性的發揚，都難以預先規劃，作為研究者個人，應該自樹立、不因循；作為學界和社會，應該創造更為寬松自由的研究氛圍。

四十年的古典文學研究，在整體取得長足進步的同時，如果說有什么明顯的缺憾，就是學術個性的發展還不夠豐富和深入。要讓改革開放的活力與理性，獲得更充分的發揚；要用活力和理性激揚學術個性，創造古典文學研究更加群星璀璨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