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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迎來二十四節氣的第二個節氣：雨水。雨水時節，天氣變化不定，是全年寒潮過程出現最多的時節之一，忽冷忽熱，乍暖還寒。二十四節氣作為中國人特有的時間知識體系，匯聚了不同地域中文化群體的精神認同。
1974年8月，為改變我國落后的鉛排印刷面貌，解決漢字的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問題，讓中華文明跟上信息時代的腳步，我國設立了重大科技項目“漢字信息處理系統工程”，簡稱“748工程”。在國家有關部門的領導和組織下，以北京大學王選為代表的科研團隊，與合作單位和用戶大力協同，攻堅克難，開拓創新，研制成功漢字信息處理與激光照排系統，掀起我國“告別鉛與火、迎來光與電”的印刷技術革命，成為創新驅動發展和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時代典范。同時，推動了中文計算機信息技術的全面發展，為信息時代漢字和中華文化的傳播與發展創造了條件。利在當代，功在千秋。
2024年是“748工程”設立50周年，本公眾號經特別授權，將陸續刊登系列文章，以餉讀者，以志紀念。初心如磐，篤行致遠，接續奮斗，砥礪前行。
本文刊登于《我和我的祖國——北大老同志慶祝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回憶文集》，2019年9月，北京大學出版社。
陳堃銶，1936年6月生于上海，北京大學王選計算機研究所教授。1953年進入北大數學力學系，畢業后留校任教。與王選一道從事我國 “漢字信息處理系統工程”(簡稱“748工程”)中“漢字激光照排系統”的研究，是該系統大型軟件的總負責人。
邁入計算技術之門
1953年，我考入北大數學力學系。1956年，國家號召“向科學進軍”，制定了《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系里為響應中央號召，決定設立計算數學專門化專業，徐獻瑜教授介紹了計算技術概況及應用前景，我很感興趣，就報了名，有幸被錄取。
當時國家為了培養急需的計算技術專業人員，在中國科學院計算所舉辦訓練班，設計算機和計算數學兩個方向，第一期訓練班除在本所舉辦外，在清華、北大各設一班，清華設計算機班，北大設計算數學班。北大的班中包括計算數學專門化的學生和復旦、南大、武大等校的數學系學生。
1957年，我畢業后留校，在數學力學系計算數學教研室任助教，擔任計算方法、程序設計課的助教，還在科學院計算所聽蘇聯專家講授程序設計。
火紅年代之北大奉獻
教我們無線電原理課的張世龍老師當時設計了一臺小型電子計算機，這是他根據很少的參考資料設計裝配而成的。1958年，朱德副主席參觀這臺計算機，學生受到鼓舞，貼大字報要求上馬每秒萬次計算機，于是數力系總支決定研制每秒1萬次的計算機，取名“紅旗機”。張世龍為主要設計者，他帶領計算數學畢業班學生參與設計。
聽說北大研制計算機，一些單位要求北大幫助培養計算機人才，數力系總支決定開辦訓練班，除參與“紅旗機”研制的學生外，接收20多個兄弟院校及科研單位上百人參加。訓練班采用連隊編制，組成“紅旗營”，張世龍為營長。先由張世龍等作專題講座，之后大家在研制“紅旗機”中邊干邊學。我介紹了程序設計，還承擔了安排校外人員的食宿、教室等雜務。1959年，“紅旗營”結束，北大組建無線電電子學系，研制“紅旗機”硬件的教員組成335教研室，王選等人加入，我留在數力系。1960年5月，“紅旗機”調試成功，但這個有七個大機柜的機器生產在一心要“大干快上”的群眾運動中，元器件質量比較差，始終不能穩定使用。這是客觀條件不足造成的后果。
盡管“紅旗機”沒能投入使用，但335教研室以“紅旗機”的設計思想為范本舉辦的訓練班，以及計算數學教研室對外校師生的培訓，為我國的計算技術事業培養了人才，后來擔任信息產業部部長的吳基傳就是參加335訓練班的原郵電學院的學生。和科學院計算所一樣，北大為全國播下了計算技術的種子。王選稱這段時間使他得到了計算機硬件知識的積累和能力的鍛煉，加上他后來的軟件設計實踐，為日后研制激光照排系統做了充分的準備。
王選于1954年入學，1958年畢業后留校任教。由于研制紅旗機時勞累過度，他1961年開始病休。王選知道，要具有設計高性能計算機的能力，必須了解計算機的使用需求，也就是了解軟件。所以，他身體稍有好轉，就讓我提供軟件資料，準備從設計軟件入手。1963年，他設計ALGOL60語言編譯系統，我與兩位教員參與，我設計核心模塊。該軟件后來被列入《中國計算機工業概覽》“中國計算機工業發展簡史”中。
1966年，王選舊病復發。我與他已戀愛多年，為照顧他，我們于1967年年初結婚。同年，王選因在養病期間收聽BBC等廣播學英語而被審查。1969年，北大與738廠、石油部等合作研制150計算機，我被調入參與研制工作，但不到三天即被派出勞動。
1967 年，陳堃銶與王選在北大未名湖畔
擠進 “七四八”
【偶遇】1970年起，我擔任程序設計課教學，后因常患頭暈病而暫停。1974年，北大研制成6912計算機，校領導為了能使學校各部門采用計算機管理，于1975年初成立調查組，教研室讓半休狀態的我參加。從調查中得知，國家有個“漢字信息處理系統工程”，是四機部、一機部、中國科學院、新華通訊社、國家出版局聯名于1974年8月向國家計委請示設立的，簡稱“七四八工程”。該工程設三個子項目：漢字通信、漢字情報檢索和漢字精密照排。
當時王選正在家休養，我與他談及此事。王選被精密照排所吸引，此時他身體正在好轉，但還不能上班，可以在家做些工作，于是他開始調研和設計。王選常拖著病體到科學院情報所查閱有關照排的資料，了解到字模的數字式存儲是發展趨勢，光學機械式的二代機沒有前途，采用模擬存儲方式的陰極射線管三代機也將被淘汰，他決定采用數字式存儲漢字字模。
【發明壓縮信息】數字式存儲是將漢字的字形以點陣形式存在計算機中，每個小點占計算機一位，一個小字(五號字)大約需要100×100點，大字則要1000×1000點以上。漢字的字數比西文的字母多數百倍，算上各種字體以及大小十幾種字號，總的存儲量達數百億位，大大超出了當時計算機的容量。這是很大的難題，因此必須設計一種字形信息壓縮的方法。為此，王選每天對著印刷品上的字思考，經過苦思冥想，幾經修改，我配合他在6912計算機上試驗，最終試驗成功“輪廓加參數”的信息壓縮方法，將橫、豎、折筆畫稱為規則筆段，用筆畫的長度、寬度、筆鋒等參數表示；撇、捺、勾、點等為不規則筆段，用折線輪廓表示，此后又設計將壓縮信息快速復原為點陣的算法。1975年11月底，我們完成了漢字字形信息壓縮與快速而不失真的復原方案，并設計出緊湊的壓縮信息格式，取得了完美的結果。我以黑、宋、仿、楷等字體和十幾種字號點陣的總存儲量與壓縮后的存儲量相比，壓縮倍數達500多倍。
學校對國家任務很積極，我們將初步方案向學校匯報后，學校表示接“七四八”任務要干，接不成學校也要干。1976年10月底，北京市召開照排方案座談會，我報告了字形點陣的壓縮信息方案，并展示了用軟件還原、打印機打出的“義”字，不少人很感興趣，但北京市只支持二代機方案。
我在與王選設計壓縮信息及還原算法的同時，開始設計書刊排版軟件。我首先學習排版知識，調查各種書刊的排版格式，了解到國外流行貼毛條拼版方式，就是將文章排成長條，稱為毛條。若是排書，將毛條按一頁書的長度，依次剪開，再貼上每頁的頁碼、書眉；若是排報，按每欄的高度剪開，一條一條拼貼。我決定跳過這種做法，直接設計整頁組版的排版程序。1977年，我設計完成整個軟件系統，包括排書刊的書版排版語言和排版軟件，分時操作系統，將編輯、排版、發排等分解為多個命令的命令系統等，設計出實現框圖，與組里及協作單位同志一起編寫程序和調試。
陳堃銶與王選在家工作
為了決定壓縮信息還原為字模點陣的實現途徑，我編寫軟件在130主機上運行，發現速度太慢，平均每秒只能還原1個字。有軟硬件兩方面功底的王選決定用硬件實現。1976年9月起，他設計微程序用微處理器實現字模生成和形成版面。同年確定輸出方案，王選得知用激光輸出的四代機是發展方向，當時英國蒙納公司正在研制四代機，尚未成為商品。后來聽說郵電部522廠研制成功報紙傳真機，他請教物理系光學老師后，知道可以將其改裝為激光照排機，由此確定了用激光輸出的四代機方案。
“無心插柳柳成蔭”
【任務下達】“七四八工程”辦公室設在四機部，由計算機局副局長郭平欣任主任。按照慣例，四機部已決定由部屬單位負責總體設計，但該單位遲遲拿不出方案，郭平欣很著急，聽說我們的工作后，幾次派人來了解。1976年年初，他派人組織報告會，說是要與該單位“打擂臺”。因王選身體尚未恢復，我在會上報告了方案，該單位沒有報告，只對我們方案提了幾個問題，王選和我一一作答。此時郭平欣已中意我們的方案，也許是為了好對四機部交代，1976年5月4日，他指定11個字，要我們在一個半月內用計算機將它們的壓縮信息還原成點陣。于是，王選做每個字的壓縮信息，我與同事一起編寫將壓縮信息還原為點陣的程序，6月9日調試完成。
6月11日，郭平欣等四機部人員、國家出版局、第一用戶新華社以及人民日報社、光明日報社等媒體單位來觀看文字生成表演并座談，大家認為文字質量能滿足出版要求，對信息壓縮倍數予以肯定。這就使郭平欣下了決心。
因為北京市已確定了二代機方案的用戶和研制單位，所以四機部要經北京市給我們下達任務費了些周折。直至9月8日，由副部長劉寅批準，精密照排任務才下達給北京大學。后來郭平欣說：“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可見我們是擠進去的。
【組建隊伍】學校對這一工作很重視，1975年就從各系抽調人員，數力系、無線電系、中文系都派教員分別參加軟硬件和字模制作，但抽調計算機教員十分困難。由于王選患病，我也經常病休，有關單位不相信我們能承擔項目，不愿派人。直到1976年3月，會戰組正式成立，由張龍翔任組長。在校黨委黃辛白同志和校長周培源的關心下，隊伍逐步充實。
1977年8月，學校批準成立了“北京大學漢字信息處理技術研究室”，還將舊圖書館(現為檔案館)一層作為科研用房。從此我們的工作走上正軌。1983年，研究室與計算中心等單位組成北大計算機科學技術研究所，1985年后計算中心等撤出，研究所中只有我們研究室，王選任所長。
同時，在四機部“七四八工程”辦公室的領導下，逐步落實了協作單位，包括：生產主機和王選設計的照排控制器的濰坊計算機廠、生產終端輸入設備的無錫計算機廠、生產照排機的郵電部522廠、生產漢字輸入鍵盤的天津紅星廠等。第一用戶新華社派技術人員參加軟硬件設計，并承擔了部分字模制作。至此開始了跨部門大協作。
陳堃銶和王選在家中討論技術問題，一起分享科研成功帶來的喜悅
在困難中前行
【反對聲】許多人對我們的方案極不信任，印刷出版界尤為普遍，對于用數字化字模，有人說：“這是小助教在玩弄騙人的數學游戲！”“簡直是天方夜譚！”直到1988年，還有公司向潛在用戶和業內人士發了幾百封信，說北大系統使中國拉大了與西方國家的差距，從而至少落后了十年。因此，王選說：“我們在罵聲中成長！”
【引進風】有的人只主張引進，他們說：“是北大系統干擾了引進！”1979年引進英國蒙納系統，由于該系統不完善及國家的干預，風波暫時得以平息。1984年，美、英、日等國的產品紛紛來中國進行展示，有人說：“外國公司展覽之日，就是北大系統垮臺之時！”隨后有六家大報社和幾十家出版社、印刷廠進口了國外系統，還有多家單位要求與國外合作。
【人離去】“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學校走向正軌，張世龍為組建計算機系召回計算技術教員；同時，國家為了加快發展科學技術，組織教師作為訪問學者出國進修，這很有吸引力。我們這里工作條件差，調試工作瑣碎而繁重，還不可能出去，因此人心浮動，逐漸有一批教員離去，王選的硬件組只剩兩個教員。
【調試難】1979年原理性樣機開始連調，由于國產元器件很不可靠，調試時所有設備此起彼伏地出現故障，原定于1979年7月1日輸出一張考驗硬件的報版樣張，直到27日才輸出成功。調試由14萬行匯編語言編寫成的軟件更加困難，沒有顯示器，用紙帶輸入，調試結果看不到漢字，打出的是字符的編碼和坐標，分析后才能知道對錯。最苦的還是硬件不可靠，主機、紙帶輸入、打印機和照排控制機故障率很高，往往費了半天勁，仍得不出結果，其艱難程度在今天難以想象。
經過千辛萬苦，我們終于在1980年9月15日上午排出了講述周總理當年懲治叛徒的小說《伍豪之劍》。周培源把書送給副總理方毅，并請他送給各位政治局委員。方毅同志于1980年10月20日在隨書附上的我們的信上寫了一段熱情洋溢的話：“這是可喜的成就，印刷術從火與鉛的時代過渡到計算機與激光的時代，建議予以支持，請鄧副主席批示。”鄧小平同志于1980年10月25日作了“應加支持”的批示。此時正逢改革開放，國家給了我們20萬美金。于是1981年我們購買了國外的硬件設備，科研條件得到很大改善。
【患癌癥】1981年進口了NOVA計算機作為主機，照排控制器等全部換代，組成新一代的Ⅱ型系統。我培訓大家熟悉新機器，設計軟件換代。正在此時我患了直腸癌，只得在交代完換代工作后住院治療。幸而癌細胞沒有擴散，但從此給我帶來難以想象的麻煩。
【戰戰兢兢地試用Ⅱ型系統】1979年，王選開始設計Ⅱ型系統(名為“華光”)的照排控制器，用國外最新芯片替代國產組件，設計了世界首創的用普通紙出大樣，增加了長春光機所的轉鏡式照排機。
因為NOVA機與130機指令系統相同，軟件改動不大，只需要為實用性做充分考驗。我主持新系統聯調，并設計一些復雜版面作實用性考驗。手術后我身體虛弱，夏天在空調機房里待兩小時，就會腹瀉三四天。為保證每個字模正確，需要手工將錯字的壓縮信息還原，再在坐標紙上畫出后查找原因，為此王選費了很多精力。
1985年1月，系統交新華社使用，整頁排出八開中文報紙——新華社內部旬報《前進報》和14萬字的日刊《新華社新聞稿》。使用中照排機故障最多，抖動、漏光甚至不能工作，還有變字、丟字、缺字模，還因使用不當造成了事故，問題層出不窮，而隨機性的變字更令人費解，我們在忐忑不安中度過那年的春節。
此時國家設立了印刷專項，成立了印刷技術裝備協調小組，由原經委機械工業調整辦公室主任范慕韓任組長，經委機電局沈忠康為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項目逐步從四機部過渡到由協調小組總管。在他們的協調下，各參加單位協作攻關，一一解決問題。
【險遭“斃命”的Ⅲ型日報系統】為方便使用，需使系統小型化，但改用微機尚需時日，所以在1984年，王選決定用指令系統與130機相同的臺式機DESKTOP為主機，這就是過渡性的Ⅲ型系統。
提供給大報使用，是王選堅定不移的目標。因為只有經得起日報的考驗，系統才算成功。而科技書籍的排版在當時效率極低，出版社亟須高效率的排版軟件。所以，我們決定在Ⅲ型系統上開發排報紙的報版軟件和排科技書刊的科技版軟件。
濰坊廠科研人員積極性很高，他們率先開發報版軟件，其間我多次與他們討論方案，并解決疑難問題。我們承擔排數學、化學等科技公式的科技書版，我還設計了用以插入其它軟件排版結果的結構，以便插入圖形等，使軟件功能更強，使用更方便。1986年年底，科技版軟件與Ⅲ型系統一起通過部級鑒定。
1985年，經濟日報社看到新華社成功使用激光照排，決定購買Ⅲ型系統。1987年4月開始試用，5月22日排了全部四個版面。但軟件問題很多，有時出現嚴重錯誤，甚至延誤出報，大樣機和照排機也不穩定。報社每天接到讀者投訴，不得不多次登報道歉。為此，報社領導警告：“十天內解決不了，退回到鉛排！”如果退回，意味著系統很難用于日報，也就是系統失敗。在生死攸關之際，大家只有加倍努力，終于使系統逐漸穩定。
濰坊的軟件終究存有隱患，后來還出現過重大事故，所以在1987年年初，我們安排肖建國等重做，他們不負眾望，很快取得成功，1988年12月在《深圳特區報》開始使用。
1988年7月，經濟日報社印刷廠賣掉了全部鉛字，1988年下半年換裝了Ⅳ型系統。
【里程碑式的Ⅳ型系統】在緊張備戰新華社的同時，王選開始設計Ⅳ型系統，主機改用PC機。為使漢字復原速度加快、功能加強，他設計了兩塊專用芯片用于照排控制器中，使文字復原達到710字/秒，并有圖形圖像處理功能，還實現了勾邊字、傾斜字、旋轉字、立體字、空心字等鉛排無法做到的文字變化功能。
軟件必須重新設計，我修改、擴充了排版語言，并修改輸出結果的數據結構，形成了后來用于遠傳的版面描述語言BDPDL。我與學生一起設計書版排版軟件，并承擔核心部分。除了保留Ⅲ型系統的全部性能外，我設計了排字典時自動抽取詞條作書眉、自動形成目錄，以及排長表格時自動拆頁并保留表頭到下一頁等功能，很受用戶歡迎。此時肖建國等設計的報版排版軟件已十分穩定，并配備了豎式顯示器，使報紙版面顯示更加逼真。
陳堃銶與王選在查看報紙膠片
1988年年底，Ⅳ型系統開始在新聞出版、印刷業推廣普及，由于其性能優良、系統穩定、價格低廉，很快在全國推廣開來，成為國產激光照排系統誕生以來大規模推廣的里程碑。
第二次印刷技術革命
【告別再告別】1988年，北大在時任校長丁石孫支持下，成立了新技術公司。年初經經委同意，新技術公司開始生產Ⅳ型系統。1990年，北大的系統以“方正”命名，公司也改名為“方正”。1991年起，王選又設計了方正91和方正93等第五、六代性能更加優越的系統。
為了徹底改造出版印刷行業的技術，繼告別鉛與火后，王選率領年輕一代又實現了四次告別。
第一，告別報紙傳真機。用衛星傳輸版面描述語言替代報紙傳真機，信息量約為傳真方式的1/50，且毫不失真。1990年9月首先在《人民日報》使用。
第二，告別電子分色機。研制彩色出版系統，在世界上首次實現彩色圖片和中文的合一處理和輸出。1992年1月首先在《澳門日報》使用。
第三，告別紙和筆。研制新聞采編流程計算機管理系統，記者的稿件快速傳入報社，編輯在計算機上直接組版，1994年1月《深圳晚報》首家采用。
第四，告別照排軟片。研制直接制版系統，將版面直接輸出在印刷版材上，1998年在羊城晚報社的《新快報》投入使用。
【美國HTS公司破產】1985年，人民日報社以429萬美元訂購美國HTS公司的照排設備，調試三年還不能使用。1988年他們想來買“華光”，王選感到花國家外匯買來的設備應該盡量利用，決定對它進行改造。1989年3月，人民日報社與北大簽署了技術改造協議，4個月后改造成功投入使用，同年年底美國HTS公司宣布破產。
【“外國公司難與匹敵”】1993年，香港《明報》進行國際招標，方正93系統技壓群芳，最終獲勝，從此在海外大量推廣，占據了90％的華文報業市場，并使來華銷售照排系統的外國公司全部退出中國。同年，香港《大公報》以專文報道海外采用方正系統的盛況。文中寫道：“國外許多電腦公司已先后宣布：在漢字電子激光照排領域，我們放棄與中國人競爭。”
20世紀90年代末，以年輕一代為骨干研發的第七、八代出版系統已出口美、英、法、德、加拿大等幾十個國家和地區。2001年，中國工程院頒發了“二十世紀我國重大工程技術成就”評選結果，“漢字信息處理與印刷革命”為第二項，比第一項“兩彈一星”差一票。2002年6月28日，原國務委員、國家經委主任張勁夫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我國印刷技術的第二次革命”一文，說：“漢字激光照排技術在改造我國傳統的印刷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如果說從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是我國第一次印刷技術革命的話，那么從鉛排鉛印到照排膠印就是我國第二次印刷技術革命。”
讓年輕人出彩
王選和我經常討論，按每個年輕人的特點給他們安排合適的課題，以激發其創造性。后來開發新軟件時，他說：“你年紀大了，拼也拼不動了，就讓年輕人干，讓他們出彩吧！”我覺得很對，所以在Windows上研發新一代排版軟件時，完全由年輕一代負責，我做改進老軟件工作。我熟悉整個系統，常編寫一些急需的程序。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退出編程第一線，將軟件協調工作交給其他同志，帶領研究生研究新的課題，直至2003年退休。
回顧此生，我感謝北大對我的培養，慶幸參與“七四八工程”，我的才能并不出眾，是項目給了我鍛煉的能力與創造的機會。我慶幸與王選攜手走過一生，也很欣慰我們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學生。
回顧進入北大的經歷，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做研究，心地要純正，工作要踏實，這樣才可能有實實在在的成果。
陳堃銶與王選
文章來源：《我和我的祖國——北大老同志慶祝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回憶文集》
圖片：王選紀念陳列室
中國移動如何查詢合約期！移動卡有合約直接扔了
中國移動是中國最大的移動通信運營商之一，很多用戶在使用中國移動的合約服務時都會面臨合約期的問題。為了幫助用戶更方便地查詢合約期，中國移動提供了多種查詢方式，包括通過手機APP、官方網站、短信等途徑。用戶只需根據自己的需求選擇合適的方式進行查詢，就能輕松了解自己的合約期，以便做出相應的調整和決策。無論是在合約期滿后繼續使用合約服務，還是在合約期結束后轉為其他服務，中國移動都會提供相應的服務和支持，為用戶提供更便捷的移動通信體驗。
1、中國移動如何查詢合約期
中國移動是中國最大的移動通信運營商之一，為廣大用戶提供了優質的通信服務。對于簽訂了合約的用戶來說，了解自己合約的到期時間非常重要，這樣可以合理安排自己的通信需求。那么，中國移動用戶如何查詢自己的合約期呢？
用戶可以通過撥打中國移動的客服電話來查詢合約期。中國移動的客服電話為10086，用戶可以撥打該號碼，通過語音導航選擇查詢合約相關信息。在與客服人員進行交流時，用戶需要提供自己的手機號碼、身份證號碼等核實個人信息，以確保查詢結果的準確性。
用戶還可以通過中國移動的官方網站或手機APP來查詢合約期。用戶可以通過瀏覽器訪問中國移動的官方網站，或者下載并安裝中國移動的手機APP。在登錄自己的賬號之后，用戶可以在個人中心或者合約管理等功能模塊中找到合約期查詢的選項。用戶只需輸入自己的手機號碼和驗證碼等信息，系統就能夠顯示出合約的到期時間。
用戶還可以前往中國移動的營業廳來查詢合約期。中國移動在全國范圍內設有眾多的營業廳，用戶可以前往離自己較近的營業廳，向工作人員提出查詢合約期的需求。工作人員會通過查詢系統來幫助用戶查找到期時間，并向用戶提供相關的服務和建議。
需要注意的是，查詢合約期可能需要用戶提供一些個人身份信息，以確保查詢結果的準確性和安全性。查詢結果可能會受到一些特殊情況的影響，比如合約期的變更或續約等，因此用戶在查詢結果后，還可以與中國移動的客服人員或營業廳工作人員進行進一步的確認和核實。
中國移動用戶可以通過撥打客服電話、訪問官方網站或手機APP，或者前往營業廳等方式來查詢自己的合約期。通過了解合約期，用戶可以更好地安排自己的通信需求，并與中國移動進行合理的溝通和協商，以獲得更好的通信服務體驗。
2、怎么查看移動套餐合約時間
在移動通信領域，套餐合約是用戶與移動運營商之間達成的一種協議，規定了用戶使用移動通信服務的內容、價格、時限等。對于許多移動用戶來說，了解自己的套餐合約時間非常重要，這樣可以及時了解合約的到期時間，避免不必要的費用損失。那么，我們該如何查看移動套餐合約時間呢？
第一種方法是通過移動運營商的官方網站或手機APP查看。不同運營商的操作步驟可能會有所不同，但一般都提供了查看套餐合約時間的功能。打開移動運營商的官方網站，或者下載并登錄移動運營商提供的手機APP。接下來，在網站或APP的首頁或個人中心頁面，查找到“我的套餐”、“合約信息”、“合約管理”等相關入口，點擊進入。在這個頁面上，你可以看到自己當前的套餐合約信息，包括合約開始時間、結束時間等。如果合約即將到期，通常還會有相關提醒。
第二種方法是通過撥打移動運營商的客服電話來查詢。每個運營商都會有專門的客服電話供用戶咨詢問題。你可以撥打運營商提供的客服電話，按照語音提示選擇合約相關的問題，然后提供自己的手機號碼等個人信息進行驗證。客服人員會根據你提供的信息幫助你查詢套餐合約時間，并告知你合約的到期時間。
第三種方法是通過到移動運營商的營業廳咨詢。如果你方便前往移動運營商的營業廳，可以直接到柜臺咨詢工作人員。在咨詢時，你需要提供自己的手機號碼以及身份證等相關證件進行驗證。工作人員會查詢你的套餐合約信息，并告知你合約的到期時間。
要查看移動套餐合約時間，可以通過移動運營商的官方網站或手機APP、撥打客服電話、到營業廳咨詢等方式實現。及時了解套餐合約時間，可以幫助你合理安排通信費用，避免額外的費用支出。
3、移動卡有合約直接扔了
隨著移動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手機已經成為了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為了使用手機，我們需要一張移動卡。移動卡可以用來接收和發送信息，進行通話和上網等功能。有些人在使用移動卡時會選擇簽訂合約，而有些人則會選擇直接丟棄移動卡。那么，為什么有人會選擇直接扔掉移動卡呢？
簽訂合約需要長時間的使用承諾。當我們選擇簽訂合約時，通常需要承諾一段時間內使用該運營商的服務。如果在合約期內我們不滿意該運營商的服務，想要更換其他運營商，就需要支付違約金。這對于那些經常出差或者需要頻繁更換地區的人來說，是一種束縛和不便。他們更愿意選擇直接扔掉移動卡，以便更加靈活地選擇不同運營商的服務。
有些人選擇直接扔掉移動卡是因為合約費用過高。簽訂合約通常需要支付一定的費用，特別是一些高配套合約，費用更是昂貴。對于經濟條件較為有限的人來說，支付高昂的合約費用是一種負擔。而直接扔掉移動卡就意味著不需要支付這些費用，可以減輕經濟壓力。
一些人選擇直接扔掉移動卡是因為不需要移動通信服務。在現代社會，有很多人已經擁有多個手機，或者使用其他通信工具，如互聯網電話、社交媒體等，來滿足他們的通信需求。對于這些人來說，保留移動卡并簽訂合約就顯得多余，他們更愿意選擇直接扔掉移動卡，以免浪費資源。
直接扔掉移動卡也存在一些問題。這種行為可能導致資源浪費。移動卡是由塑料等材料制成的，如果不妥善處理，可能會對環境造成一定的污染。扔掉移動卡也會導致個人信息泄露的風險。移動卡上存儲著一些個人信息，如手機號碼、通訊錄等，如果不進行合理處理，可能會被他人獲取并進行不當利用。
選擇直接扔掉移動卡是一種個人選擇。無論選擇簽訂合約還是直接扔掉移動卡，都有其各自的利弊。我們應該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需求做出合理的選擇，并在處理移動卡時注意環保和個人信息安全。
4、進入移動黑名單嚴重嗎
移動黑名單是指將某個手機號碼列入禁止通信的名單，使該號碼無法正常使用移動通信服務。進入移動黑名單對個人而言是一種嚴重的限制，可能會帶來一系列不便和困擾。
進入移動黑名單將導致手機號碼無法正常撥打電話和發送短信。無法與親友、同事和合作伙伴進行正常的溝通和聯系，會給個人的社交生活和工作帶來很大的困擾。無法接收重要的電話和短信通知，可能會錯過重要的信息，影響個人的工作和生活。
進入移動黑名單也會對個人造成經濟損失。移動通信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無法正常使用移動通信服務，將無法享受到一些優惠政策和服務。例如，無法接收銀行短信通知，可能會導致錯過銀行的優惠活動和重要的財務信息。如果個人需要支付手機話費或套餐費用，無法正常使用移動通信服務，將會浪費已經支付的費用。
進入移動黑名單還可能對個人的信用造成影響。有些公司或機構在進行信用評估時，會考慮個人是否存在欠費或違反通信規定的情況。如果個人因為進入移動黑名單而無法按時支付手機費用，或者因為違反通信規定而被列入黑名單，這將對個人的信用記錄產生負面影響。信用記錄對個人在購房、貸款、申請信用卡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影響，因此進入移動黑名單會對個人的未來造成一定的不良影響。
進入移動黑名單對個人而言是一種嚴重的限制，會給個人的社交生活、工作和經濟帶來不便和困擾。我們應該遵守通信規定，按時支付手機費用，以避免進入移動黑名單。如果不慎進入黑名單，應及時與相關部門聯系，解決問題，并盡力恢復正常的通信服務。
*請認真填寫需求信息，我們會在24小時內與您取得聯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