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斌

“書”的本意是寫，甲骨文中的“書”字像手執筆形，《墨子?尚賢》有“書之竹帛”，用其本義。后來由書寫之義引申為文字、字體，如《易?系辭下》：“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周禮?周官?保氏》：“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等等。再到后來才引申為書籍之義，如《論語?先進》：“何必讀書，然后為學。”《說文敘》：“著于竹帛謂之書。”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內容和形式，書籍也是這樣。書籍的內容要依賴文字、圖畫、相片等等及它附著的物質材料來表現，本篇所談的古今書籍是僅就其物質形式而言。如果我們依據書籍的物質材料來給書的形式分類的話，那么大致可以分為甲骨書、青銅書、玉石書、竹木書、縑帛書、紙質書、電子書等等。在討論上述各類書籍之前，我們先簡單地談談書籍的起源。

書籍的一個最基本的要件是文字，文字產生在書籍之前，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時期。我們的遠古祖先最初別說是使用文字，就是連語言也不怎么豐富。隨著人類的進化和人們彼此之間的交往，慢慢產生了表述思想、交流經驗的語言，從魯迅先生描述的“吭唷吭唷”喊號子，到會說“話”，再到通行的語言。但是語言交際有它難以避免的缺陷，它不能逾越時間這道障礙，同時人的記憶也并不是無限的，口耳相傳，免不了要變樣，人們便想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于是出現了“結繩記事”“契畫為識”，而后又產生了文字。文字的發明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它標志著人類由嬰兒進入童年，從蒙昧時期進入了文明時期。文字被寫在各種各樣的材料上，如印度人用過棕櫚樹葉和樹枝，巴比倫人和亞細亞人用過泥板，小亞細亞人用過羊皮。從廣義的角度談，這就是書籍的起源。

甲骨書

甲骨的甲，是指龜的腹甲和背甲；骨是指牛的肩胛，也有羊、豬等骨；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我們稱之為甲骨文。董作賓在《新獲卜辭寫本后記》曾提到發現刻有“冊六”二字的龜版，且有穿孔，這意味著可能在殷代就有了把許多刻有文字的龜片串連成“冊”的“書”。在這里，我們把甲骨及其上面的文字稱之為甲骨書。

甲骨書的發現：清代末年，河南安陽縣小屯村一帶在春令集市上，出賣用“龍骨”磨制成的“刀尖藥”，后來竟成為名貴的藥賣到京城。1899年清國子監祭酒、古文字學家王懿榮患病，《老殘游記》的作者劉鶚在王家作客，他看到藥方上開有“龍骨”一味，尋索后發現上有契刻文字，于是拿給王看，兩人“相與驚訝”，認定上面所刻是古文字，于是重金購買。據說凡甲骨有字者，每字白銀二兩，而官方收購時加價為二兩五錢。同時，天津的窮秀才孟定生、王襄也發現了甲骨書，只是沒有重金購求。后來，羅振玉等人多方尋索，終于在河南安陽小屯找到了甲骨的出土地點。此后，進行了多次不同規模的發掘，在鄭州、洛陽、山西、陜西等地也發現了甲骨書。起初，劉鶚在羅振玉的建議下，從所得的5000片甲骨中選出1058片于1903年拍照后石印出版，名為《鐵云藏龜》，是為第一部甲骨墨拓之書。隨著甲骨的不斷出土，之后又有許多此類的書問世，其中以中華書局出版的《甲骨文合集》收集甲骨拓片最多，達41956片。

甲骨書的制作：古人知識未開，迷信巫術，遇到疑難事情便求神卜問。占卜所用的材料是甲骨，根據甲骨上的兆紋來斷可否、定吉兇。占卜之前，先要將甲骨刮削整治，然后在背面鑿上許多梭形的槽，再在各槽的一邊鉆上圓槽，但不鉆透。占卜時，把要問的事向上帝講清，再在鉆鑿的坑上用木火棒燒灼，于是甲骨正面就出現了“卜”字形的裂紋，稱為“兆”，而后根據裂紋的粗細、長短、曲直、橫豎、隱顯等來判斷吉兇。占卜完畢，把占卜的次數、時間、卜人的名字、所卜的事情、結果以及是否應驗，用刀刻在正面，是為卜辭。其行款大致是逆著卜兆而刻。一條完整的卜辭，主要包括敘辭（占卜的日期、卜人）、貞辭（卜問的事情）、占辭（對卜兆吉兇的判斷）、驗辭（驗證的情形）等部分。

甲骨書的內容：根據現有的甲骨文資料，卜辭大致包括問卜卜辭和記事卜辭兩大類，前者居多。其內容相當廣泛，依據《甲骨文合集》的分類，包括奴隸和平民、奴隸和貴族、官吏軍隊、刑罰、監獄、戰爭、方域、貢納、農業、漁獵、畜牧、手工業、商業、交通、天文、歷法、氣象、建筑、疾病、生育、鬼神崇拜、祭祀、吉兇夢幻、卜法、文字等等，基本上覆蓋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它為我們研究商周時期的軍事戰爭、階級關系、社會生產、經濟文化、意識形態和其他情況，提供了較為可靠的原始資料。

青銅書

青銅是銅錫合金的舊稱，現稱錫青銅。用這種合金鑄造的器物稱之為青銅器，在青銅器上鑄有銘文的稱之為青銅書。

青銅的冶煉和鑄造，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據傳說，“禹鑄九鼎”遠在公元前2200多年，到商代后期，我們的祖先把文字銘鑄在青銅器上，這種現象一直沿續到西漢，青銅器上的這些文字通稱銘文或金文。青銅器的出現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代表著一個時代。青銅器的種類繁多，大致可分為食器、炊器、酒器、容器、水器、樂器、兵器等等。后來這些器物用于祭祀典禮，成為統治者權力的象征，所以稱為“重器”。《左傳》襄公十九年記載，臧武仲對季孫說：“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杜預注：“彝，常也，謂鐘鼎為宗廟之常器。”《禮記?祭統》：“夫鼎有銘，銘者自銘也，自銘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銘者，論撰其先祖之德善、功烈、勛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因而銘文中多有“子子孫孫永寶用”及“子孫永寶用勿墜”之語。

春秋戰國時，凡是要消滅一個國家，則必“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由于青銅器受到如此珍視和保護，所以凡有重要文件需長期保存或有重大事件需作永久紀念的，就鑄造一件器物，并把文件或事件記載在上面。因此，青銅書對于我們研究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法律、文化藝術等等，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銅器銘文絕大多數是鑄上去的，從現有的上萬件青銅器看，殷商時代的銘文很少，間或有幾個字也多半刻在器物較隱蔽的地方。周初的銘文漸多，西周后期銘文尤其長，宣王時的毛公鼎銘文長達499字。大約到了唐代，人們開始墨拓銘文，但對銘文本身的價值并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宋代的劉敞好古，收藏集錄了很多古器，在嘉佑年間（公元1056—1063年）輯成《先秦古器記》，因歐陽修正在撰作《集古錄》，于是劉敞就把收錄的銘文都送給他。此外，還出現了王俅的《嘯堂集古錄》、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等摹寫款識、考釋銘文的書。其后，青銅器不斷出土，而編纂其書的歷代都有，舉其要者，如清代高宗敕編的《西清古鑒》《西清續鑒》，阮元的《積古齋鐘鼎款識》，近人羅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等。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臺灣出版了嚴一萍先生編纂的《金文總集》，收集器銘8000多件，后來中華書局陸續出版的《殷周金文集成》，共收歷代出土有字銅器上萬件。

銅器銘文的字體與甲骨文不同，遣辭造句、語法上亦與甲骨文有異，而與傳世文獻《尚書》相似。另外，甲骨書主要是問卜，青銅書則主要是記事，加之它的銘文較長，因而較之卜辭更具有史料價值，成為考訂古史、研究古代社會的珍貴資料。

玉石書

1965年，在山西侯馬晉國遺址中發現3000多件盟書，其中三分之一是寫在玉片上，記載的是春秋后期（公元前497—前489年）晉國趙鞅為了聯合友黨、共同對敵而訂立的盟約誓詞，我們將其稱之為玉書。此外，又有以石頭為材料的石書。本來，石上刻畫是原始人的風氣，《墨子》中有“鏤于金石”之言，可見在戰國時石刻可能像銘文一樣流行。

流傳至今最早的石頭書要算石鼓文了。石鼓共10個，唐初在陜西天興縣（今鳳翔）發現，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中書侍郎鄭余慶將石鼓移入風翔府孔廟，五代戰亂，石鼓散失。至宋，天章閣侍制司馬池多方尋索，找到9個；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向傳師又在民間求得遺失的那個石鼓，但是上端已鑿成米臼。大觀年間石鼓由鳳翔遷入汴京（今開封）辟雍，后移入保和殿。金人南下，官方搶運石鼓到燕京。元代先將石鼓安放在大都路學，皇慶元年（公元1312年）遷入國子監大成門左右，直至清末。1933年石鼓南運上海，新中國成立后運回北京，1958年陳列于故宮博物院舊箭亭內。石鼓書為四言詩，內容是歌頌田獵宮囿的美好，字體屬籀文，原有600多字，傳世既久，幾經流落，字多漫滅，惜不能見其全文。

戰國以來，刻石漸多，以書刻文字者而言，有碑、帖、碣、摩崖、闕、柱、墓志、經幢等等。西安的碑林，可稱之為石書庫，限于篇幅，這里只介紹幾部重要的石經。

石經之立，是因為當時的書籍都靠手抄，難免有謬誤衍脫，而當時學風，讀書人嚴守師承的文本，一旦發生分歧，便各執一詞，自以為是。經書是官方規定的必修課本，為了避免經文差謬、貽誤后學，有人便把經文細加校正，書刻于石碑。最早的石經始刻于東漢靈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故又稱“熹平石經”，有《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五經，別有《公羊傳》《論語》，由蔡邕丹筆隸書，陳興等人鐫刻于46塊石碑上，刻畢都立于太學門前。這個標準的文本受到當時學界的極大重視，每天前來抄寫的人絡繹不絕，太學門前一時車水馬龍，道路堵塞。“熹平石經”刻石殘毀已久，東魏時遷鄴，北周遷返洛陽，隋開皇年間復運入長安，唐初竟用為柱礎，被魏征搶救了一部分，后來亦遭毀壞。1923年，馬衡等人在洛陽購得出土殘石60余塊，爾后羅振玉等人續有所得，巨者為《周易》殘石，上截歸文素松，今未詳所在，下截于右任得而移贈西安碑林。“熹平石經”以馬衡《漢石經集存》為最，匯集拓片，并附釋文，計收集大小殘石500多塊，共8000余字。

魏石經刻于三國時齊王芳正始初年（公元240—242年），故又稱“正始石經”。又因為經文的每一字都是用古文、篆文、隸書三種字體書寫，所以又稱“三體石經”。魏石經的書寫者是“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內容有《尚書》《春秋》和《左氏傳》，刊立于正始二年，共35石，三體總約 147000字。魏石經在唐以前即毀，民國時洛陽曾出土殘石，其巨者一面為《尚書》，一面為《春秋》。

唐石經刻于文宗開成二年（公元837年），故稱開成石經，由鄭覃楷書。內容有《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谷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十二經，又以唐張參《五經文字》和唐玄度《九經字樣》為附麗，立于長安太學內，明嘉靖年間因地震有斷裂損字者，有人按舊文集其缺字別刻小石立其旁，但多紕謬。清康熙時巡撫賈漢復補刻《孟子》，是為十三經，現存西安碑林。

蜀石經刻于五代蜀（后主孟昶）廣政元年至廿八年（公元938—965年），內容有《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爾雅》九經，《左傳》刻了前十七卷。北宋皇佑年間田況補刻《公羊傳》和《谷梁傳》，宣和時席貢又補刻《孟子》。蜀石經在宋末損毀，只存殘拓，曾經歸劉體智所有，并有影印本。

此外尚有“北宋國子監石經”“南宋高宗御書石經”“清乾隆石經”，單行的石經以唐玄宗天寶四年所立御注《孝經》最為著名，現存西安碑林。以上石經都是儒家經典。

佛經刻石其形制有摩崖、碑石、經幢之別，摩崖以北齊為盛，以山東、河北、山西、河南最多，其著名者如泰山經石峪大字《金剛經》。碑石以北京房山的《大藏經》最著名，北京法源寺陳列室有部分拓片及原石。經幢多刻《陀羅尼經》，以唐刻為多，清葉昌熾廣收拓本，號稱“五百經幢館”。

道經刻石以老子《道德經》為多，其中唐景龍二年（公元 708年）龍興觀《道德經》為最古。此外還有《陰符經》《常清凈經》《消災護命經》等，但為數遠不及佛經。

竹木書

嚴格說來，以甲骨、青銅、玉石為物質材料的書還不能稱作嚴格意義的書。中國最早的正式書籍是用竹片或木板制作的，用竹片寫成的書稱“簡策”，用木板寫成的書叫“版牘”，這種制度稱作“簡牘制度”。

簡策 一根竹片叫做“簡”，也是一部竹書的基本單位，類似于我們今天書的一頁，許多根簡編連一起，叫做“策”，“策”即“冊”，系簡成冊的繩帶稱為“編”，編的質料有麻、絲、皮（韋）等。《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讀《易》，韋編三絕。”說的就是孔子讀用皮繩系簡成冊的《易經》，由于多次翻閱，以致幾次使皮繩折斷。漢代王充在《論衡?量知篇》里說簡策的制作是“截竹為簡、破以為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劉向在《別錄》里說的更清楚：“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簡者，皆于火上炙干之……以火炙簡，令汗，去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曰汗簡。”簡的長度不一，似有定制。《后漢書》卷六十九記載：“周盤臨終，命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又卷六十五曰：“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兇，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漢桓寬《鹽鐵論?詔圣篇》：“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但據王國維《簡牘檢署考》，戰國時的簡最長二尺四寸，其次一尺二寸，又次八寸；兩漢時期最長二尺，另有一尺五寸、一尺、五寸等制。各簡的字數無定，通例為22至25字，最少的僅二字，每簡通常一行，但漢簡卻有五、六行的。在簡策時期，一策（冊）就是一篇文章，有時在每策的開頭加兩根空白簡，稱為“贅簡”，背面寫書名或篇名，這便是后來書籍封面的起源。一篇或一部書寫完后，以尾簡為中軸，卷成一束，這便是書卷的芻形。為了避免錯亂，同一簡策常用“帙”或“囊”裝起。

版牘 一塊木板稱“版”，寫上字的叫“牘”。版牘的制作文獻上也有記載，王充《論衡?量知》曰：“斷木為槧，析之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牘。”一尺見方的牘稱“方”。版牘與簡策的功用稍異，《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這是說簡牘在書寫文字方面有長短之別；牘的行數較之簡要多，但一般是四、五行。版牘的主要用途是寫錄物名或戶口，故稱之為“籍”或“簿”；其次是用來畫圖，尤其是地圖，因此古人常以“版圖”代表領土；另外是用于通訊，因而后世有把信件稱“尺牘”的。

簡與牘用途各有側重，但是在沒有竹子的地方也可以用木條代替竹片，所以也有木簡。簡牘上面的字是用毛筆寫的，有墨色、有朱色，這叫“筆”；寫錯了便用刀刮去，叫做“削”。簡牘的使用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很長的時間，《尚書》云：“惟殷先人，有典有冊，殷革夏命。”說明早在商代就可能有簡策了，但是簡牘的盛行期是從春秋到東漢末年之際（公元前八世紀至二世紀），直到東漢末年才逐步以紙代替了簡。簡書歷代都有發現，舉其著者如漢武帝時在孔子舊宅墻壁里發現的以古文寫成的《尚書》《論語》《孝經》等古文經；西晉武帝時，河南汲縣一個叫不準的人盜掘魏襄王墓，得竹簡十幾萬根，后來茍勖等人據此整理成《竹書紀年》《國語》《穆天子傳》等16部書；再如上世紀三十年代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內蒙額濟納河流域的居延故地發現一萬多根木簡，這批漢簡的內容主要是漢代屯戍邊塞所遺留下來的文書。新中國成立后，出土的簡牘更為可觀，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臨沂銀雀山漢簡、云夢睡虎地秦簡和江陵張家山漢簡。銀雀山漢簡的內容主要是兵書和法律史料，有《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晏子》《六韜》《守法守令十三篇》等；睡虎地秦簡所反映的時代是戰國晚期到秦始皇時期，其內容包括《編年紀》《語書》《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封診式》《為吏之道》《日書》等共10種，絕大部分是法律文書；張家山漢簡的內容以漢律為主，其中律令26種共540枚簡，另有關于議罪案例的《奏讞書》等。這些竹木書的出土，大大豐富了古代文化史研究的資料，同時也豐富了我們對簡策制度的知識。

帛書

帛是絲織品的統稱，帛書就是寫在絲織品上的書。帛又有縑、素之稱，所以古人也稱帛書為縑書、素書。

帛書至遲在春秋時即已出現，戰國時較為流行。《晏子春秋》記齊景公的一次談話：“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谷，其縣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墨子?明鬼》：“故書之竹帛，傳遺后世子孫。”又有“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之言，《韓非子》也說“先王治理于竹帛”，可見帛書與簡書在春秋戰國時是并行的，帛書的使用直到三國以后，才逐漸為紙書所替代。

帛書較之竹木書有攜帶收藏方便、易于翻閱書寫等優點，但由于帛的產量不多，因而作為書籍材料成本太高，《后漢書?蔡倫傳》便有“縑貴不便于用”的話。古代一匹帛一般是幅寬二尺二寸，長四丈，可以根據文章的長短來剪裁，所以《字詁》說：“古之素帛，依書長短，隨事裁絹。”

帛書的形式一般是把一篇文章截成一段，然后卷為一束，稱作一卷，因而后來就把一篇完整的文章稱為一卷。帛書發展到漢代，有專門為寫書而用的綿帛，上面織有（或畫有）朱色或墨色界行，是為今日稿紙的濫觴。據記載，東漢時有個叫襄楷的人，得到一部《太平清領書》，共170卷，其形制為“素書、朱界、青首、朱目”，這是說以白絹為材料，紅色界行，護首為青絹，標題用紅筆書寫。可見帛書是非常講究的，至于帛畫那就更講究了。

帛作為書籍材料，流傳至今的實物非常少。戰國時的長篇帛書迄今尚未見到，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了一大批漢代帛書，內容有《老子》《戰國策》《易經》以及天文、陰陽、五行、歷書等等，共約20多萬字。其中《老子》有甲乙兩種寫本，書中次序與今天流傳的本子不同，都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后，還有四篇佚文，據考證為先秦法家著述《黃帝四經》。另外《戰國策》比今本多10000余字，《易經》比今本多4000余字。這些帛書的發現，不僅給我們提供了新資料、提出了新問題，而且也為我們提供了帛書的實物形式。

紙質書

紙的發明，不僅在中國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大的意義。中國古代由于造紙原料不同，因而對紙發明時間的解釋也不同，傳統的講法是以蔡倫為中國第一個用多種植物纖維造紙的人，這是公元105年的事；1933年在新疆羅布淖爾發現了西漢末年時的“麻紙”，被測定為公元前49年左右的遺物；1957年，在西安壩橋工地發現了漢武帝時的“麻紙”，據分析當是公元前140至88年的產物；此外，在陜西扶風發現了西漢宣帝時的麻類纖維古紙，在內蒙古額濟納河附近和甘肅灘坡工地也發現了東漢時的古紙。這些紙都早于蔡倫所造的紙，但有人以為這只是紙的前身，稱之為“原始紙”。依據考古發現，我們至少可以這樣說，紙不是蔡倫一個人發明創造，但蔡倫的功績是卓著的，他集前人經驗之大成，進一步提高了技術，為造紙工藝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蔡倫是“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此后紙的品種日益增多，品質也不斷提高，出現了漢唐時麻紙、藤紙，宋以后的棉紙、毛邊紙、竹紙，明清以后的宣紙等等。

以下主要從裝幀形式來談談紙質書的演進。

卷軸式　卷軸形式的書是把一幅幅紙粘成長幅，以略比卷子寬度長些的木棒（或其它質料）為軸，粘于最后一幅紙上，以此為中心，從左至右卷成一幅，是為一卷。構成長幅的每幅紙上都要劃上邊欄和界行，顏色有紅有黑，稱為烏絲欄、朱絲欄。卷軸的長短不一，少則兩幅，多則幾十幅，每幅紙又叫枚或幡。三國以后，卷軸又有所謂褾、帶、簽、帙等構件。褾是卷子右端用來保護卷子的一部分，又稱“包頭”；帶是用來捆縛卷子的繩或絲帶；簽是系在帶的末端的橫簽，質料有骨有玉，作用是插入帶內以固定卷子；帙是卷軸的外套，后來不同顏色的帙簽成為卷分類的標志。組成卷軸的紙一般要用黃檗汁浸染，這種方法稱“入潢”，其目的是為了防止蟲蛀。入潢的紙呈黃色，故稱黃紙。有時還在紙的背面再裱一層紙或絲織品，稱為“褙”或“裝背”，這是為了不使紙卷斷裂。涂改錯處，是用雌黃這種礦物，故《顏氏家訓?勉學篇》說：“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卷子有時長達幾丈，檢索使用很不方便，于是卷軸制度大約到唐代末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逐漸向冊頁制度過渡。在這個過渡時期，書籍的裝幀主要有以下三種形式：

龍鱗裝　這種裝幀是用素紙先裱成手卷，取較厚的紙兩面書寫，四周均留出空余套邊，在每頁右邊空出一部分不寫而粘在手卷上，貼時依內容次序從左向右，逐頁縮短，形如鱗次，卷時從右向左。這樣里面積頁成冊，外表形似手卷，但舒展開后“逐頁翻飛，形若旋風，鱗次相積”。

經折裝　是把一幅長卷一反一正折迭起來，成為長方形的一迭，然后在這迭書的前面和后面各加一張大小相同的硬紙以便保護。在使用時，要查閱哪一頁，可以直接翻出，無須把全卷展開，這較之卷軸更便于使用。

旋風裝　這種裝幀也是將長卷折迭起來，不過經折裝前后是用兩張紙，而旋風裝則用的是一張大紙，一半貼在前面的第一頁，一半把書的最后一頁粘起來。換句話說，是用一張整“封面”把書包起來，使首頁、書背、尾頁相聯綴。

冊頁式是把散頁裝訂成冊，稱之為冊頁式。這種制度大約出現在五代至北宋之間，其主要形式有三種。

蝴蝶裝　把書頁有字的一面相對折迭，而后將中縫的背口依次粘連在一張裹背紙上，開卷時書頁相對展開，狀如蝴蝶雙翅，故名。蝴蝶裝盛行于宋代，其優點是克服了經折、旋風等形式書口外露易損的缺點，但翻閱不大方便，單頁又易于脫落。

包背裝　把書頁有字的一面正折（蝴蝶裝是對折）、積頁成冊，再用線捻穿訂（最初只是將散頁粘連在包背紙上），外裹書面，用漿糊包背粘連，不露書腦。這種裝幀形式在元代很盛行，其優點是克服了蝴蝶裝單頁易于脫落的缺點，但長久翻閱背脊易于損散。

線裝　把書頁有字的一面依中縫正折，積頁成冊，理齊書口，前后加封面，在挨近書背處打眼穿線裝訂（一般打四眼或六眼），爾后切齊毛邊，有時為了保護書籍，還要加上書套，稱作“函”。線裝盛行于明清兩代，是中國刻版書籍的主要裝幀形式，一直沿用到近現代。

今天我們最常見的書籍是在借鑒線裝書的裝幀形式，單頁正反雙面印刷，最后裝訂成冊。

電子書

隨著科學技術和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今天除了常見的紙質書之外，借助電子質料的“電子書”也日益豐富著人們的學習與生活，極大地方便了書籍的傳播和存儲。

“電子書”是將數字化的文字、圖片、聲音、影像等電子讀物顯示于一個手持的閱讀器。其特點首先是體積小，容量大，一個電子閱覽器相當于一座圖書館；其次是攜帶、檢索方便，可隨處搜尋閱讀的內容，隨時通過網絡下載；三是制作精美，靈活多樣，字體與頁面大小及字型均可變換，具有多媒體功能；四是產品全球同步發行，不受地域限制，購買方便快捷，價格較之紙質書便宜許多。

電子書的格式可以是txt文本、doc文檔或者圖片，也可以是html網頁、flash等。其中使用最多的是EXE格式和CHM格式，此外還有HLP檔案格式、LIT檔案格式、PDF檔案格式、WDL檔案格式等。電子書的制作軟件也有多種，其中網文快捕、eBook workshop(e書工廠)、軟景HTML制造機就是三款優秀的共享軟件。

相對紙質書而言，電子書在容量、檢索和便攜等方面具有絕對的優勢；相對智能手機和其他電子設備的顯示屏，電子書閱讀更為舒適。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電子閱讀器將具備超強的實用性和彩色柔性，相互間內容也將實現無線傳輸；未來電子書的顯示速度還將極大地提升，將實現彩色動態雙面顯示、多屏重迭閱讀。電子書將萬卷書集于一個小小閱讀器內，已成為一種讀書時尚，而紙質書籍也將隨著電子書的廣泛使用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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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S4J: 讓簡單的事情回歸簡單的本質。SMS4J為短信聚合框架，幫您輕松集成多家短信服務，解決接入多個短信SDK的繁瑣流程。目前已接入數家常見的短信服務商，后續將會繼續集成。后續的版本中我們還將推出更多的相關功能你的 ?? ????Star???? ??，是我的動力！如果你覺得還不錯，請點上一顆小星星

• 我能行？

1. 快捷發送短信
2. yml配置短信
3. 接口類配置短信
4. 失敗自動重試
5. 短信攔截
6. 負載均衡
7. 單廠商多配置
8. 短信群發
9. 延遲短信
10. 異步短信
11. 郵件發送（支持攜帶附件發送，支持html模板郵件，支持密送，抄送）
12. 郵箱監聽（可以監聽某個郵箱收到的郵件并做出處理）
13. 廠商級發送上限控制
14. 全局黑名單
15. OA通知

支持廠商一覽

億美軟通國內短信

阿里云國內短信

騰訊云國內短信

華為云國內短信

京東云國內短信

容聯云國內短信（原云通訊）

網易云信短信

天翼云短信

七牛云短信

合一短信

云片短信

助通短信

聯麓短信

鼎眾短信

推薦理由

• 項目活躍
• 文檔豐富
• 星數高

總結

SMS4J 框架 讓短信發送功能告別繁瑣，輕松集成。靠譜[贊]

每天不斷更，精彩不停止，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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