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自強學堂”？

久前，我先后制作了兩篇題為《什么是“國立武漢大學”？》（上）與《什么是“武昌高師”？——國立武漢大學“前傳”》（上）（可點擊閱讀）的圖文推送，并分別在武漢大學有史以來的第二個校慶日（10月31日）與第一個校慶日（11月2日）先后發出（因平時工作繁忙，這兩篇推送的后半部分尚需一定時日才能慢慢完成，見諒！）。現在，武漢大學歷史上的第五個“校慶日”（11月29日，眾所周知，也是武大現行的“校慶日”）也來臨了，有些讀者朋友可能會有一些猜測——我會不會在這個日期里也做點什么文章呢？

稍微對我這個人有點了解的朋友，都不難想到，如果讓我來弄一篇關于自強學堂的科普文字……那整個“畫風”跟前面那兩篇顯然會截然不同！現在，就讓大家一起來看看到底有什么不同吧。

什么是“自強學堂”？如果我們在上個世紀的絕大多數時間里提出這個問題，恐怕全社會都沒幾個人曾經聽說過這個名號。不過，到了最近二三十年間，面對這個問題，很多人就能簡單地說上兩句了，而內容基本上都是大同小異，借用武漢大學主頁上的一句話——“武漢大學溯源于1893年清末湖廣總督張之洞奏請清政府創辦的自強學堂”，大體上無非就是這么幾個關鍵詞的簡單組合而已。

但假如我們就此問題繼續追問幾句，比如說，這個“自強學堂”到底是怎么創辦的？具體辦學情形如何？經歷了怎樣的演變過程？最后又是怎么停辦的？它跟武漢大學之間到底有什么樣的歷史淵源？恐怕絕大多數人就要啞口無言了。

哪怕只是隨便問兩個極其簡單的問題：

自強學堂在什么地方？——當今武漢大學的數十萬師生校友，能夠準確地描述出其具體位置、并且在沒有任何提示的前提下找到這個地方（或者曾經實地探訪過）的人，估計只有個位數。

自強學堂有哪些比較有名的師生？——在不查閱任何資料的前提下，能夠脫口而出地列舉出5人以上者，恐怕也很難達到兩位數。

換句話說，在全社會范圍內，對于絕大多數曾經聽說過“自強學堂”四個字的人們來說，這個歷史名詞不過是一個極其抽象的歷史符號，而對于今天的武漢大學師生校友們來說，也不過是一個經常掛在嘴邊的常用“口號”，僅此而已。雖然我根本就不了解你，但這并不妨礙我經年累月、喋喋不休地吹捧你啊！（手動狗頭）

當然，如果本文的閱讀者僅僅只是滿足于此，那么ok，您可以“返回”了，不過，我也可以提前把我的學術研究結論亮在這里，讓您在臨走前簡單地了解一下也無妨——

1893年由清末湖廣總督張之洞所創辦的湖北自強學堂，只是一所極其普通和平常的“洋務學堂”，其基本性質與同時期的其他洋務學堂并沒有任何區別，而且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也是無足輕重。

自強學堂從1893年創辦，到1902年更名為方言學堂，再到1911年停辦，在前后長達18年的辦學歷程中，該學堂從頭到尾都沒有實際辦理過一天的高等教育，其辦學層次僅僅相當于“中專”水平。

更重要的是，自強學堂、方言學堂與后來的武漢大學之間并沒有任何實質性的繼承關系，根本就不是武漢大學的“前身”，沒有任何確鑿可信的歷史證據與無懈可擊的邏輯標準足以證明武漢大學的歷史起源于1893年創辦的湖北自強學堂。

簡單一點說就是——這所早已消亡100多年的中專，根本就不是什么“我們親愛的學堂”（武漢大學“校歌”歌詞），就別自作多情地抱著一堆從地底下刨出來的白骨亂認祖宗了。

不管你看了我的上述觀點之后有何感受，只要你想搞清楚自強學堂的大致歷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歡迎你繼續閱讀下去。畢竟，毫不客氣地講，就目前而言，鄙人肯定是全世界最了解自強學堂的人——以下這篇科普小文就是明證，除了我的某位小伙伴，沒有人可以在一篇文章之內把這所學堂的來龍去脈梳理得如此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在不遠的將來，我還會專門寫一本關于自強學堂的學術專著——但這僅僅只是對清末的洋務學堂進行一個個案研究而已，并不屬于“武漢大學校史”的范疇，別想多了。

筆者此前推出的《什么是“國立武漢大學”？》）與《什么是“武昌高師”？——國立武漢大學“前傳”》這兩篇推送，均采用了“編年圖史”的形式，不過，關于自強學堂的歷史，由于史料較為稀缺，我就沒辦法進行同樣的逐年編排了，而只能選取部分史料相對較多的年份來集中講述。另外，關于自強學堂，客觀上也沒有任何比較精美的歷史圖片可供展示，這一點可遠遠比不上武昌高師和國立武漢大學這兩個武漢大學真正的歷史前身。

歡迎大家一起來了解自強學堂的真實歷史——

1891－1893：朝令夕改的創辦過程

首先要介紹一下自強學堂創辦的前因后果。1889年，時任兩廣總督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1890年，張之洞在武昌都司湖畔創辦了兩湖書院（1891年初正式開學），因其辦學經費主要來自兩湖地區茶商的捐稅，作為回報，張之洞特在兩湖書院的200個正式課額之外，另設商籍課額40名，專門招收茶商子弟入學。

1891年6月19日，針對湖北試用知縣曾廣敷所提出的將兩湖書院的40個商籍課額“改為通商西學”、“專習各國語言文字”的建議，張之洞更進一步，決定“于兩湖書院外另設學堂，設立方言學、商務學，專習各國語言文字及講求商務應如何浚利源，塞漏卮，暢銷土貨，阜民利用之術”，并將學額定為50名。6月27日，張之洞又在一封奏折中明確提出，“于兩湖書院外，另設方言、商務兩學堂，專習泰西各國語言文字，及講求整頓茶務、種植制造之法，一切浚源、塞漏、通商、惠工之事”。

8月25日，張之洞又認為，“算學最切實用，天文、地輿、水利、武備無不相需甚殷。至方言、商務，亦為今日自強要圖”，遂決定“應于鐵政局附近選擇寬敞爽塏之地，專建算學學堂一區，并將方言、商務兩學附列其中”。

1892年8月24日，張之洞又改變了主意，不再計劃將方言、商務兩學附列于算學學堂，而是將最初籌設的“方言、商務兩學堂”并為一所“方言商務學堂”進行辦理，并且反過來“將算學并入此堂，并添設格致一門”，同時又給該學堂起了一個新的名字——博學堂，“內分算學、格致、方言、商務四門”，由“鐵政局酌議章程”。

11月19日，張之洞批復了鐵政局擬訂的“博學堂章程”，并要求其“迅速開辦”。不過，對于學堂的具體名稱，張之洞又一次地改變了主意，決定“該學堂即定名為自強書院，務須明年學規整齊嚴肅，督飭在院諸生潛心力學，自強不息，以期多得博通經士〔世〕之才，裨益時用，庶不負本部堂勸學儲材之至意”。

1893年3月31日，自強書院“全所工竣”。6月，自強書院首次舉行招生考試，在此期間，再次更名為自強學堂。8月18日，張之洞“親赴自強學堂拜會三位山長”，并且委任了學堂的主政、提調、管堂等主事人員。這就意味著，自強學堂已經成功開辦了。

綜上所述，從1891年6月到1893年6月，在短短兩年的時間里，張之洞不知道給這所籌建中的新式學堂起了多少個名字——“方言、商務兩學堂”、算學學堂、方言商務學堂、博學堂、自強書院、自強學堂……真是令人眼花繚亂，其朝令夕改的為政風格，由此可見一斑（后面還有更精彩的）。

1893年11月29日，湖廣總督張之洞與湖北巡撫譚繼洵（譚嗣同的父親）聯名給光緒皇帝上奏了一封后來被人擬名為《煉鐵全廠告成折》的奏折，其后附有兩個“片”，分別為《擬定鐵廠開辦后行銷各省章程片》和《設立自強學堂片》，其中，后者主要是匯報了自強學堂的創辦經過。

2003年11月，在武漢大學所謂的“110周年校慶”前夕，學校花了7500元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將這個《設立自強學堂片》復制回來（據《武漢晚報》報道，這張照片則是三年后鄙人親自拍攝的），從那以后，有些武大師生校友便“底氣十足”地認為，有了這個復制件，武漢大學的歷史始于1893年創辦的自強學堂可以說就是“板上釘釘”了。

然而，這個邏輯根本就不能成立，問題的關鍵在于——張之洞的這個奏折附片，跟武漢大學有什么關系？？？它的存在本身能證明這一點嗎？難道武漢大學派幾個人出去復制幾件跟本校毫無關系的檔案文獻回來，就可以“證明”這些檔案復制件是本校的出生證？（國內還有幾所大學也是如此，這里暫時就不點名了）按照這個邏輯，如果武大再派人去將張之洞關于兩湖書院的幾件分量更重的奏折給“復制”回來，那是不是又可以把自己的建校年份進一步上延到1890年了？所以啊，就別再把這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的檔案復制件當個寶繼續貽笑大方了。

現在，我們一起來看看《設立自強學堂片》的開頭部分：

再，治術以培植人才為本，經濟以通達時務為先。自同治以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立同文館，創開風氣，嗣是南北洋及閩粵各省遞設廣方言館、格致書院、武備學堂，人材奮興，成效昭著。湖北地處上游，南北要沖，漢口、宜昌均為通商口岸，洋務日繁，動關大局，造就人才，似不可緩，亟應及時創設學堂，先選兩湖人士肄業其中。

這幾句話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在張之洞本人看來，他所創辦的這所自強學堂，其基本性質跟洋務派之前在全國各地所創辦的同文館、廣方言館、格致書院、武備學堂等所謂的“洋務學堂”沒什么兩樣。

第二，與“創開風氣”的同文館以及沿海地區嗣后“遞設”的各類洋務學堂相比，自強學堂不過是一個姍姍來遲的后繼者或者說晚輩而已，雖然在當時風氣初開的武漢地區還算是比較先進的新生事物，但是相對于得風氣之先的東部沿海地區而言，其剛剛出現，就已經落后二三十年了。

值得注意的是，張之洞在上奏《設立自強學堂片》時，這所學堂事實上已經成立好幾個月了，也就是說，此事屬于“先斬后奏”的事后匯報，因此，所謂張之洞“奏請”清政府創辦自強學堂之類表述，那都是與客觀史實完全不符的錯誤說法。

當時，在正常情況下，從武漢地區通過傳統的“驛道”抵達北京的時間約需27天。張之洞于1893年11月29日上奏《煉鐵全廠告成折》及兩個附片之后，直到12月27日，光緒皇帝才在《設立自強學堂片》上御筆朱批了“該衙門知道”五個字，而這也相當于是張之洞創辦的自強學堂最終在中央政府正式立案的一個標志性時間。從這一點上看，且不論自強學堂根本就不是武漢大學的所謂“前身”，退一萬步來說，即使真的是，武大1993年把張之洞的上奏日而不是光緒皇帝的批復日定為“校慶日”，也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1893－1896：“多空談而少實際”

張之洞1893年創辦的自強學堂到底在什么地方？長期以來，很多文章都說是三佛閣，但事實上，三佛閣是三佛閣，自強學堂是自強學堂，二者之間還隔著200米呢，怎么能混為一談？至于自強學堂到底在三佛閣的哪個方位，其準確地點應該如何描述，我都懶得講了，反正那些葉公好龍的人們根本就不關心這個，他們只會充滿“自豪”地高唱：“東湖之濱，珞珈山上，這是我們親愛的學堂……”

另外，到目前為止，世界上還沒有出現過任何一張關于自強學堂的歷史照片，而網上的一些介紹自強學堂的文章，不知道從哪里隨便找張老照片就拿來冒充自強學堂，甚至還有二層的小洋樓（事實上，自強學堂的齋舍都是中國傳統的平房建筑），實在令人忍俊不禁——

注意了，以上這兩張照片都不是什么“自強學堂”，就不要拿著它們繼續招搖撞騙了

最近幾年，筆者倒曾多次路過自強學堂舊址。事實上，很多年以前，這個地方就已經被改成了集貿市場。在2019年的所謂“校慶日”當天，筆者再次陰差陽錯地來到這里時，發現這個集貿市場已經被拆遷了。有道是——集貿市場，一夜扒光，這是你們親愛的學堂！

湖北自強學堂舊址（2017年6月6日）

湖北自強學堂舊址（2019年11月29日）

按照張之洞最初的辦學計劃，自強學堂“分方言、格致、算學、商務四門，每門學生先以二十人為率，湖北、湖南兩省士人方準與考”。然而，由于當時兩湖地區的新式教育基礎太差，完全招不到足夠的合格生源，根本就無法實現他在《設立自強學堂片》中所說的“先選兩湖人士肄業其中”、“湖北、湖南兩省士人方準與考”，于是便只好向上海廣方言館（全國第二所、上海第一所洋務學堂）等處“招調”，其結果便是，直到1899年，在自強學堂的41名“舊班”學生中，來自江蘇的學生仍多達17人（湖北15人，湖南2人），而23名“新班”學生才以湖北籍學生為主體（湖北22人，湖南1人）。

自強學堂雖然名義上分為4門，然而，用張之洞自己的話來說，“除方言一齋招選學生在堂肄業外，其余三齋均按月考課，憑文甲乙”，意思就是說，只有學習“方言”（外語）的學生是住在學堂里每天正常上課的，而格致、算學、商務3門的學生則住在校外自己學習，每個月來學堂考一次試，相當于現在的“自學考試”。

對此，早在民國時期，著名教育學家陳東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既采考課辦法，當然還是書院性質。試問算學格致商務諸科，如何能僅憑考課而得實學呢？”由此可見，自強學堂當時名義上雖有“分科”，但實際上并未能實行真正的“分科教學”。1932－1933年間由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組織編纂的《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一書，在提到自強學堂時，甚至認為“惟格致、商務兩門未開辦”。

最后，美國學者William Ayers曾在其所著《張之洞與中國教育改革》（Chang Chih-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一書中指出：

自強學堂開辦后第一年，它的情況就使張之洞失望。他不得不承認，在學校開辦時，他沒有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學校雖有一些成效，但內疚的是諸生“多空談而少實際”。他們的學習是很膚淺的。

上文中的“多空談而少實際”一語，乃是張之洞1896年的一句原話，也非常準確地概括了自強學堂在開辦前三年的基本辦學情形。

1896：來回折騰的“休克療法”

1894年11月，張之洞以湖廣總督的身份前往南京代理兩江總督一職。1896年初，在回任湖廣總督前夕，他便計劃回鄂后對自強學堂“大加整頓”。3月，張之洞從兩江回督湖廣，并將曾任天津武備學堂教習的幕僚姚錫光邀往鄂省籌辦湖北武備學堂。

4月6日，張之洞召見姚錫光，告訴他武備學堂“現以經費尚未籌畫齊備，開辦尚須時日，可姑辦自強學堂，就已成之局”，并指出自強學堂“開辦已歷數年，迄無成效，今須極力整頓，且須改弦更張，將功課歸并增減，減去商務一齋，增重學、機器、制造等課，以期歸于實用”，“若教習，則必請洋人，以期振作”，“將盡去漢教習，專延洋教習，以三年來漢教習之無功效也”，還要求他與自強學堂總辦蔡錫勇、提調錢恂一同商議擬定新的學堂章程。隨后，又任命其為自強學堂總稽查。

姚錫光擬訂好自強學堂章程后，4月28日，張之洞通過錢恂傳諭姚錫光，決定將自強學堂改為儲材學堂，“專教礦冶、植物兩學，以洋文、算學、地學、化學為根柢，以礦冶、植物為作法”。

等到姚錫光重新擬好儲材學堂章程后，5月17日，張之洞又傳諭姚錫光，“本堂改以礦冶、種植、工藝三項為主”。5月23日，姚錫光在日記中寫道：“蓋制府于此學堂課程屢次改易，故命余擬章程已閱三次矣。未幾〔知〕此次能有定議否。”

6月3日，督署文案委員鄒履和又向姚錫光傳達張之洞的諭令，“云儲材、武備兩學堂建立之意，須從急就章辦法，不得從外國語言文字入手，以至收效甚遲，中國猝然不能收人材之用”。

6月30日，錢恂又向姚錫光傳達了張之洞的最新意向：“自強學堂仍沿舊名，不改名儲材矣，其前所擬之工藝、礦冶、種植三門亦均作罷論，擬即改教英文、法文、德文三項，招學生一百二十名，分徒學習。”“今乃復欲盡去漢文，專教洋文，且專任漢文〔人〕中通洋文者，而不任洋教習”。7月初，張之洞又決定自強學堂功課“増教俄文，并英、法、德文而四”。

由上可見，在短短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里，對于自強學堂的名稱及學科設置，張之洞的計劃就變更了四五次之多，特別是對于外語教學的重視程度，更是在極度重視與完全忽略這兩個極端之間搖擺了兩次，直到最終決定自強學堂不必改名，并專課方言。

在此期間，當張之洞對自強學堂進行新一輪“朝令夕改”的反復折騰之時，學堂的各項事務也陷入了停頓狀態。姚錫光在當年5月的日記中，多處記錄了學堂久未開學，幾位教習前來詢問“本堂章程定否，并何時開學”，以及部分住堂學生伙食無著，多次請求發給膏火費等事，直到5月15日，方言齋才先行開課，但其余三齋仍無任何動靜。就這樣，大多數教習空領薪水，卻又無課可上，廣大學生除不斷爭取膏火外，亦無所事事，虛擲光陰，一同坐等學堂改制方案的最終出爐。學堂章程的改革竟然要以正常教學工作的長期停滯作為代價，這樣的“休克療法”，實在是毫無必要，而且得不償失。

不僅如此，張之洞邀請姚錫光來鄂辦學后，僅在當年4月6日召見過他一次，從那以后，姚錫光便再難有機會見到這位總督本人，并與之具體詳談自強學堂、武備學堂的改制或籌備工作了。盡管張之洞“現在開辦此兩學堂之意甚急”，但他又不再親自召見姚錫光，與之當面進行直接溝通，而僅僅只是屢次通過督署文案錢恂或鄒履和二人代為傳諭，假道他人，隔靴搔癢，自難有多少深入、有效之交流。對此，姚錫光非常不滿，他在6月14日的日記中抱怨道：

夫開辦學堂，乃今日最重大之事，且經營伊始，百度權輿，利弊所關，實非淺鮮，豈筆墨間所能罄盡？亦豈傳宣介紹所能殫述？乃中國達官貴人，養尊處優，不輕見客，只憑親信數人為作喉舌。香帥賢者，且猶不免。勞人志士，為之短氣。四方多故，大廈不支，乃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嫠恤杞憂，實無紀極。

1896年8月6日，張之洞札令自強學堂總辦蔡錫勇改定章程，將算學一門“移歸兩湖書院另課”，格致、商務兩門停辦，方言一門擴大為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四門，從而將自強學堂改造成了一所專課“方言”的外語專門學堂，并最終于1902年正式更名為方言學堂。而直到1897年4月9日，張之洞才正式對外發布了自強學堂改定后的新章程，并為該學堂招收了第二批新生。對于自強學堂的此次改制，陳東原認為這不過是“仿京師同文館辦法”，“其性質等于廣方言學堂。并沒有什么特殊貢獻”。

1899：侈言“自強”的辦學水平

1899年底，湖北自強學堂時任提調（相當于校長）程頌萬曾“大課自強學堂諸生”，“總諸生一年所學，依類扃試，考其進退，上諸制府，旌別去留”，隨后，他又將學堂的“歲課命題”、“師生名籍”、“日課諸表”等匯編成《強學編》一冊。程頌萬在該書開頭的《小引》中如此寫道：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疆不息。”《禮》曰：“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又曰：“知困，然后能自強。”蓋必沈潛義理，以治心身，然后可以蘄其用于家國。南皮公設學，非徒欲效人之強以為強也，學者宜知所儆焉。

程頌萬的這番話，前些年還被某些學者翻出來當“雞湯”使用，說什么“程氏深獲張公設學興教之旨——非徒欲仿人之強以為強，而當求‘自強’。我輩應發揚此一精義，日進不已”。然而，此言看似陳義甚高，然實乃侈言空談——我們只要翻一翻《強學編》一書中的實際內容，便不難得出這一結論。

根據《強學編》中所刊載的“日課時刻表”顯示，在1899年，自強學堂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東文（即日文）等五齋在當年均只開設有方言、漢文、歷史、地理、數學、理科、體操、兵操8門課程。若僅從這些課程名稱及開課數量上來看，這一套課程體系在整體上不過相當于中學程度而已。

我們不妨將自強學堂的這套課程體系與二三十年前的其他“洋務學堂”比較一下——京師同文館1876年公布的“八年課程表”，最后三年的課程包括“講求機器”、“微分積分”、“航海測算”、“練習譯書”、“講求化學”、“天文測算”、“萬國公法”、“地理金石”、“富國策”等。還有1866年創辦的福建船政學堂，其“制造專業著重學習微積分、物理、機械原理和工廠實習；繪事專業，著重學習畫法幾何、制圖、輪機設計和工廠實習；駕駛專業著重學習球面三角、航海天文學、航海理論、地理等。在三年的理論學習之后，還必須參加兩年以上的‘練船’實際訓練。管輪專業則著重學習機械制圖、海上機械操作規則、機器安裝、儀器儀表使用法等”。兩相對比，真是高下立判！

我們再一起欣賞一下自強學堂當年的考試題，由于篇幅所限，我只能隨便挑幾道“英文堂算學題”給大家開開眼界（標點為筆者所加）——

英文堂算學題（凡五堂算學題，舊班每人派作二三題不等，新班題太繁未編）

今有一營之兵，原設方陣余兵六十名，每行增列一名則不敷四十一名，問營兵共若干名？

設有魚一尾，首長九寸，合首與半背之長為尾長，合首與尾之長為背長，問魚背、魚尾各長若干寸？

設如一人出銀二百四十元，分給二十人，有給六元者，有給十六元者，問給十六元者共若干人？

設如甲、乙、丙三人共捐銀二百七十六兩，乙所捐倍于甲又十二兩，丙所捐三倍于乙又十二兩，問甲、乙、丙各捐銀若干兩？

試分八十四為兩數，而三倍一數與四倍余數等。

設一人有子六人，其年歲遞降四歲，而長子之年三倍于幼子，問諸子年歲各若干？

大家看到沒？早在19世紀60－70年代，福建船政學堂、京師同文館這些開辦最早的洋務學堂都已經開設微積分課程了，而直到19世紀的最后一年，湖北自強學堂的“舊班”學生還在學習四則運算……然而，武漢大學2013年出爐的所謂“校史文獻片”，竟然宣稱自強學堂是“中國第一所具有近代高等教育特征的新式學堂”，真是令人嘆為觀止！

（至于19世紀70年代京師同文館的考試題是什么樣子的，大家如果有興趣，不妨來看看這個——《1872－1875年京師同文館的部分試題與答卷》，以此跟30多年后的湖北自強學堂作個對比）

程頌萬當年編輯的《強學編》一書，在海峽兩岸均有保存，早在1976年，臺灣著名歷史學家蘇云峰先生便在其名著《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中使用過該史料，對于自強學堂的這些考試題所反映出的學生的實際程度，他的研究結論是：

自強學堂的外文教學確是在培養學生直接閱讀各國著作的能力，而學生的語文程度似乎不差。

如以五年后（一九〇四）所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為標準，上述生理與格致二科題目的程度，僅相當于中學一二年級而已。

至各堂算學題目方面，分為新舊班二種，新班題較繁難，舊班題目則全屬四則范圍，諸如方陣、分配、行程、比例與本利計算等。各堂中以德文堂的題目較深。不過，從這些題目看，他們這時的數學程度頂多與高等小學相當。

他們的各科程度比預定的標準——高等學堂程度——為低。顯然是因為沒有足夠的合格學生與師資所致。當然，經費與設備亦成問題。就是改為方言學堂后的三屆學生亦發生同樣的問題。

在筆者看來，蘇云峰先生所說的“他們的各科程度比預定的標準——高等學堂程度——為低”這句話也并不準確。事實上，張之洞在創辦自強學堂之時，對于何為“高等教育”，還沒有任何概念。直到1896年初，他才首次注意到西方國家“所設初學、中學、大學三等學堂”的學制系統，不過，在他1897年重新修訂并正式發布的《自強學堂章程》中，并沒有任何將該學堂“預定”為“高等學堂程度”的相關內容，而通觀整個章程的全部內容，亦實在是與現代意義上的高等教育相去甚遠。

1897年4月經張之洞重新修訂并正式發布的《自強學堂章程》，感興趣的同學可以仔細研究一下，這里頭有沒有半點現代高等教育的影子？然后大家還可以去看一下同時期的北洋大學堂、南洋公學與京師大學堂的辦學章程，了解一下什么才叫“大學章程”

最后，讓我們再回到開頭的那幾句“雞湯”文字，筆者真的很想問一句——僅憑自強學堂如此淺顯、整體上只相當于中學程度的課程內容，如何能實現所謂“非徒欲仿人之強以為強，而當求‘自強’”的“張公設學興教之旨”與“精義”？

1902－1993：從銷聲匿跡到離奇“新生”

1902年，張之洞將自強學堂更名為方言學堂。1904年，方言學堂兩易其址，并最終遷到了武昌東廠口（武漢大學真正的發源地）。我原本打算在本文中將與自強學堂一脈相承的方言學堂的歷史也一并介紹一下，但寫到現在，字數已經夠多了，為了減輕大家的閱讀負擔，我還是另外再寫一篇《什么是“方言學堂”？》好了，本篇的結尾部分就來探討一下“自強學堂”作為一個“歷史名詞”的歷史命運。

1903年，張之洞利用“自強學堂屋舍”創辦了一所文普通中學堂，是為湖北、武漢地區近代歷史上的第一所官辦中學。有意思的是，1933年出版的《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在介紹湖北省的中等教育“最初創辦之情形”時，開篇便指出：“光緒二十九年，鄂督張之洞，將自強學堂改為文普通中學……是為湖北省有普通中學之始。”

大家覺得，這種說法對嗎？如果不對的話，按照同樣的邏輯，早在1911年便已壽終正寢、與1913年建校的武昌高師僅有一點間接的地理淵源的方言學堂，又憑什么被視為我們武漢大學的“前身”？

從1902年開始，“自強學堂”這個名稱已不復存在，而由自強學堂更名而來的方言學堂，很快又遷出了自強學堂的原有校舍，于是，當時的大多數社會人士，便慢慢地淡忘了自強學堂，只知道有個方言學堂，特別是方言學堂在1904年之后的校址所在地東廠口正位于武昌城的中心地帶，其門前的那條東廠口正街也被很多人按照清末的命名慣例稱作“方言學堂街”（或“方言正街”、“方言街”等），又更進一步地加深了一般人士的印象。

在進入民國之后，仍然有很多人知道武昌東廠口在清末時曾經有個方言學堂，但知道自強學堂的人就越來越少了，這個名稱甚至極少出現在一般的報紙上（大家隨便找個民國報刊數據庫檢索一下就知道了），只有極少數專門從事中國教育史研究的專業學者，才會注意到這所在清末“曇花一現”的洋務學堂。

至于民國時期的國立武漢大學及其各階段的歷史前身（包括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國立武昌師范大學、國立武昌大學、國立武昌中山大學等）與自強學堂有什么關系，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所有人——在整個民國時期的所有關于武漢大學的各種歷史記載中，從來就沒有出現過“自強學堂”四個字！這說明什么？說明在武漢大學建校早期，沒有任何人認為這所大學與自強學堂有任何關系。時至今日，居然還有人胡說什么武漢大學早在民國時期就已經將本校校史追溯到自強學堂了，真是大言不慚，自欺欺人。

事實上，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前，根本就沒有幾個武大師生校友知道“自強學堂”是個什么東西。然而，在1993年以后，這所早在清王朝覆滅前夕便已作古、而且已經被世人遺忘多年的歷史廢墟，居然被武漢大學從地底下給刨了出來，正式將其追認為自己的“前身”！

那么，武漢大學的某些人當時為什么要這樣做呢？說得不好聽點，無非就是為了人為地“拉長”本校校史，以滿足自己沽名釣譽、欺世盜名的虛榮心理。何以見得？最近20多年以來，武漢大學方面對自強學堂持續不斷、沒完沒了的各種虛假宣傳，不正是最有力的鐵證嗎？！

現在，就讓我們大家一起來欣賞一下武漢大學這20多年來是如何一個勁地“尬吹”自強學堂這所中專的。首先來看看1993年，也就是武漢大學篡改校史的當年，都拋出了一些什么樣的“歷史發明”——

武漢是中國現代高等教育最早的發祥地。

自強學堂在我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個實行分科教學，是第一個設置“門”的建置的學校。

自強學堂成為我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國人自己創辦、自己管理的新式高等專門學堂。

一部校史，事關中國高等教育的起源
十年考證，改寫的不僅是一校的歷史沿革

這份報告——《關于武漢大學校史應從湖北自強學堂開辦之時算起的論證報告》，改寫的雖是一校的歷史沿革，然而，它的底蘊遠不止在武漢大學本身。
因為，它改寫的是武漢地區歷史最悠久的大學的歷史，改寫的是中國歷史上近代高等教育發端學府之一的歷史……

查中國近代聞名的大學之源，武漢大學進入最前列。

特別是從2013年以來，武漢大學死死地抱緊自強學堂的大腿吹起牛來，更是變本加厲！各種新鮮的“歷史發明”可謂此起彼伏，花樣百出，實在令人瞠目結舌，嘆為觀止……請大家繼續欣賞——

自強學堂是中國最早的完全按西方大學模式開展分科教育的……

所以說武昌高師繼承了原自強學堂和方言學堂的校舍，部分設備，某些檔案和圖書資料。可以說大家共同承認的武漢大學的前身武昌高師與方言學堂雖因為改朝換代停辦了兩年，但確實有淵源的，有許多相承點的。我認為地點的繼承，校舍的繼承，設備、檔案和圖書資料的繼承，少量師資的延續，特別是分科辦學的理念和方式的繼承加起來就是一脈相承。

自強學堂的成立揭開了近代湖北高等教育的序幕

武大作為近現代高等教育的發源地之一……

武漢大學作為近現代中國最早建立的大學……

中國第一所具有近代高等教育特征的新式學堂

武漢大學溯源于1893年創辦的自強學堂，是中國近代第一批國立高等學校之一。

自強學堂開創自然科學專門教育，即領當時教育風氣之先。

武漢大學的前身叫自強學堂，誕生于1893年，是近代中國建立最早的國立大學。

When the university was founded, it was alittle different from other universities in China. At the time, most universities focused on a single discipline, whereas Wuhan University offered accounting, business, physics, and foreign languages.

1893年創立的湖北自強學堂率先沖破中國傳統的教學格局，設方言、算學、格致、商務四門，從而揭開了湖北乃至全國近代高等教育學科化的序幕。

湖北自強學堂……是仿照西方大學教學方式而設的新式學堂，是中國最早的一批公立大學之一。

歷史最悠久，底蘊最深厚……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仔細想過，對于這樣一些極其簡單的學術問題，作為一所享有崇高學術地位與社會聲譽、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更是在全國名列前茅的著名學府，武漢大學上至校長、院士、資深教授，下到一般師生校友，只要一談到這個問題，就不可思議地陷入了集體性的浮夸與“失智”狀態，數十年如一日地爭相“拿著無知當有趣”，接連不斷、源源不絕地拋出這么多荒謬絕倫、不負責任、誤人子弟、而且簡直low到極點的“歷史發明”與荒唐謬論——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啊！！！

我只能說，作為一名在武漢大學學習、工作多年的歷史學專業人士，我為本校的校風、學風竟然能夠墮落到如此地步感到深深的羞恥！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武漢大學的某些坐井觀天、驕虛自大、長期無知無畏地自吹自擂的師生校友們，還真應該來虛心地學習一下本人的“科普”文章——

《北洋大學堂——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所現代大學》

就這樣，以1993年正式將早已作古的自強學堂強行認作本校“前身”、同時將“自強”二字列于所謂的“新校訓”之首為標志，武漢大學徹底顛覆了本校建校前80年間的校史認知傳統（真是一場“偉大”的“自我革命”！）。據武漢大學校方宣稱：“百年校慶及110周年校慶后，武漢大學的歷史溯源于1893年的自強學堂已經深入人心，得到了校內師生、各地校友和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同。現在，‘自強’二字已經深深熔鑄到了武漢大學的大學精神和校園文化之中。”

對于這樣的一出滑稽劇，張文襄公若是泉下有知，恐怕也會啼笑皆非吧！感謝武漢大學這所“偉大的大學”，給了自強學堂這所早已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之中的水平低下的“中專”第二次生命！而且還是如此之高的規格！要不，我也來錦上添個花吧——武漢大學就是自強學堂，自強學堂就是武漢大學，你是我的前世，我是你的今生，只要我天天把你掛在嘴邊，你的靈魂就能住進我的身體……嗯嗯，你們開心就好

最后，說正經的，到底什么東西才真正應該“深入人心”地“深深熔鑄到”“武漢大學的大學精神和校園文化之中”，還是來用心品讀一下這些文字吧——

好了，“自強學堂”的故事就講到這里了，最后再預告一下——“方言學堂”的故事將會更加“精彩”哦！真的，不騙你們o(∩_∩)o

最后的最后，再次推薦閱讀——

《什么是“國立武漢大學”？》（上）

《什么是“武昌高師”？——國立武漢大學“前傳”》（上）

題：《湖北自強學堂：歷史真相與校慶日的選擇之謎》

在歷史的長河中，湖北自強學堂的創辦成為了一個承載時代風貌的關鍵節點。然而，最近在校史館的一場討論卻引發了更多對于該學堂創辦日期的質疑。尤其是關于朱批奏折的日期，領導們一致認為是1893年11月29日，光緒皇帝在《建立自強學堂由》的奏折附片上朱批“該衙門知道”。這一結論看似水到渠成，但其實引發了更多有關校慶日選擇的疑問。

首先，我們要明確一點，朱批的日期對于歷史事件的標志性意義無可厚非。北洋大學（天津大學前身）選定10月2日作為校慶日的例子告訴我們，這一天是光緒皇帝在奏折上朱批“該衙門知道”的日子，這樣的選擇不僅有著行政邏輯，更是對國家行政體系運作的一種尊重和認可。然而，對于武漢大學而言，為何選擇了張之洞上奏的日期而非朱批的日期作為校慶日呢？

在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挖掘之前，我們需要回顧一下北洋大學的例子。在1895年，光緒皇帝在10月2日朱批了設立學堂的奏折。這個日期成為北洋大學的校慶日，至今沿襲不衰。這個例子告訴我們，朱批日期的選擇對于一所學校的校慶日至關重要。

那么，武漢大學的選擇是否也經過深思熟慮呢？1993年的一篇《武漢大學報》上的文章指出，根據張之洞向光緒皇帝報告湖北自強學堂建成的日期，光緒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公元1893年11月29日）可視為校慶紀念日。這一結論卻忽略了朱批日期的重要性，而將焦點放在了上奏日期上。

在對歷史檔案的深入研究中，我們發現了關鍵的一點。1893年11月29日，張之洞上奏了《煉鐵全廠告成折》及附片《建立自強學堂由》等兩個片，然而，這份奏折并沒有按“急件”的形式發往清廷，而是按部就班地通過日常交通方式送到北京。而朱批的確切日期是在當年的十一月二十日，換算成公歷就是1893年12月27日。這一天，可以視為自強學堂在中央政府正式“備案”的標志性日期。

更值得注意的是，《建立自強學堂由》的主要內容是向光緒皇帝報告自強學堂創辦的前因后果。當時自強學堂事實上已經成立數月，這使得稱張之洞“奏請”清政府創辦自強學堂的說法不符合客觀事實。所以，湖北自強學堂的“生日”應該選擇在其全體學生入院儀式的8月23日或獲得朱批的12月27日更為合適。

然而，在30年前，武漢大學決定將“校史”人為地拉長20年的那個時候，對于這些日期的了解并不充分。而這種匆忙的決定，或許是由于主事者對于《建立自強學堂由》獲得朱批的具體日期沒有搞清楚而導致的。

綜上所述，湖北自強學堂的真實“生日”可能更應該落在8月23日或12月27日。朱批日期的選擇對于學校的校慶日至關重要，因為這一天標志著學校在中央政府正式“備案”的時刻。歷史檔案中的朱批日期是一把解鎖歷史真相的金鑰匙，帶我們深入探索過去，理清歷史的脈絡。或許，對于武漢大學而言，重新審視這些日期，不僅是對歷史的敬畏，更是對學校校慶日意義的重新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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