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灰犀牛：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重點關注的是怎樣識別和應對大概率會發生卻被忽視的重大政策風險和商業風險；那么《灰犀牛：個人、組織如何與風險共舞》，則更強調如何處理好“灰犀牛”與個人的生存和價值實現之間的關系。其中的基本原則也適用于政策制定者和企業管理者

《灰犀牛：個人、組織如何與風險共舞》，（美）米歇爾·渥克著，馮毅等譯，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8月。

文 ｜賈擁民

“灰犀牛”的概念是古根海姆學者獎得主、美國學者米歇爾·渥克于2013年1月在達沃斯全球論壇上提出的，以《灰犀牛：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以下簡稱《灰犀牛1》）一書的出版為標志，這個概念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就已經發展成了認知和管理風險的一個重要的理論框架，與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提出的“黑天鵝”雙峰并立。

《灰犀牛：個人、組織如何與風險共舞》（以下簡稱《灰犀牛2》，是米歇爾·渥克的又一本力作。如果說《灰犀牛1》重點關注的是怎樣識別和應對大概率會發生卻被忽視的重大政策風險和商業風險，那么這本書則更強調如何處理好“灰犀牛”與個人的生存和價值實現之間的關系。當然，其中的基本原則也適用于政策制定者和企業管理者。

“黑天鵝”與“灰犀牛”

圍繞著這個目標，米歇爾·渥克以世界各地引人注目的風險故事為素材，融合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研究成果，窮盡了風險的多維性，然后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獨到的理論觀點和經得起驗證的應用策略，闡述了“風險人格”（“風險指紋”）如何影響我們的工作與生活，健康的風險生態系統如何支持我們的經濟與社會，以及風險同理心如何幫助我們解決人生中的沖突與危機。

她非常自信地告訴讀者，讀了這本書，所有人——無論是政策制定者、首席執行官、雇員，還是公民、父母、兄弟姐妹、朋友——都可以找到以下問題的答案：你和風險的關系健康嗎？你和周圍的人有多大的權力來改變風險帶來的結果？如何才能更好地處理與你的風險態度截然不同的人之間的沖突？關于你是誰，你與家人、朋友、同事和社群的關系，你的風險指紋說明了什么？

確實，《灰犀牛2》完全可以成為我們處理風險關系時所依據的速查手冊和實用指南，而且讀起來一點也不沉悶，非常難得。

我有一個習慣，每看一本書，都會把相關的書重溫一下。借著這一次閱讀《灰犀牛2》的機會，我又把《灰犀牛1》找出來重新讀了一下，同時還把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的《隨機漫步的傻瓜》《黑天鵝》《反脆弱》和《非對稱風險》這四本書也放到旁邊，對照著看了。在此基礎上，再結合自己以往在經濟學和金融學領域與風險有關的閱讀和思考，有了一點似乎更加深入的想法，不妨在此提出來就教于方家。

米歇爾·渥克這本書的英文標題“You Are What You Risk”，在正文中也多次出現，可以直譯為“你即你所承擔的風險”（或“風險意味著你是誰”），它強調的是風險和行動（選擇）的不可分割和相互塑造，或者說，風險和個人（組織）的共生演化，這就在實際上給出了一個應對不確定性的全新的框架。這一點是米歇爾·渥克本人在《灰犀牛1》和《灰犀牛2》中都沒有具體闡述過的。

首先來看一下“黑天鵝”與“灰犀牛”這兩個概念之間的關系。眾所周知，“黑天鵝”事件指的是不可預測、無法事先做好準備的影響巨大的突發性小概率事件，它們的發生出乎人們意料，同時卻擁有改變一切的潛力。“灰犀牛”事件則指大概率發生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

米歇爾·渥克指出，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所著《黑天鵝：如何應對不可預知的未來》一書出版以后，黑天鵝理論被許多人奉為圭臬，但是一個要害的問題是，分析家和政策制定者甚至連那些可怕的、明顯的、高概率的事件都無法防范，對低概率事件就更束手無策了。因此米歇爾·渥克明言，她提出“灰犀牛”理論不是為了反駁塔勒布的理論，而是為了補充其理論。“黑天鵝”事件是我們無法預知的事件，而“灰犀牛”事件是我們本來應該看到但卻沒看到的危險，或者是我們有意忽視了的危險。“灰犀牛”事件已經發出了毫不模糊的信號，但是接受者卻決心忽略這些信號。

米歇爾·渥克進而強調，每一只“黑天鵝”背后都有“灰犀牛”，當那些低概率的孤立事件聚成一體時，其發生概率就會遠遠超出人們的認知——“在我看來，眾多‘黑天鵝’背后是不斷匯聚的高概率的經濟危機”。因此，人們在把精力花在那些難以預測和概率極低的“黑天鵝”事件的同時，具有明顯警示信號且會引發巨大危機的大概率事件，即“灰犀牛”，也應予以重視。

“黑天鵝”與“灰犀牛”這兩個概念之間這種明顯的互補性關系，是人們都已經認識到的，但是它們之間的另一重關系，即反轉性，卻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反轉”

正如塔勒布自己指出的，“黑天鵝”事件是小概率事件，是無法預知的，讀者如果癡迷于預測下一個“黑天鵝”事件的出現，那么就是沒有真正理解他的理論觀點。預測低概率事件，聽起來似乎很誘人，但是實際上是并不可能。

然而關鍵還不在這里。關鍵在于“黑天鵝”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一種“事后合理化”。我們只有在某個事件發生之后，才能去做出判斷，這個事件到底是不是可以稱為“黑天鵝”事件。在它真的發生之前，我們無法知道當它出現時是不是有資格稱為“黑天鵝”。而且，這種事后合理化也肯定無法不受“幸存者偏差”的影響——許多被避免了的危機，本來或許也可以成為“黑天鵝”事件。

另一方面，同樣是從事后合理化的角度來看，“黑天鵝”事件卻又是幾乎肯定不可避免的。因為既然人們會看不到本來應該看到的巨大風險（或者是有意忽視之），那么當這種風險成為現實之后，它就會被視為“黑天鵝”事件。對此，米歇爾·渥克其實也認識到了，在《灰犀牛1》中，她提到，2007年至2008年的那一場金融風暴，對許多人來說是“黑天鵝”事件。類似地，新冠疫情對大多數人來說也是“黑天鵝”事件。（但是在米歇爾·渥克的分類體系中，它們都歸類為“灰犀牛”事件。）

相比之下，“灰犀牛”則是一個事前概念，從而構成了對“黑天鵝”的反轉。“黑天鵝”事件因為是事后意義上的，所以不可預測也不可避免；而“灰犀牛”事件則是事前意義上的，它會發出許多預警信號，可以預測并可以避免。這樣一個反轉，意味著——用米歇爾·渥克自己的話來說，像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風暴這樣的“黑天鵝”事件，完全是眾多“灰犀牛”會聚的結果——隨機性導致的難以處理的不確定性，重新變得可以處理了。對于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風暴。早就有很多警示信號表明，前些年積累起來的金融泡沫即將破裂，而且許多人都看到了這些信號并成功實現了避險甚至因而獲利——塔勒布本人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從根本上說，風險這個概念的提出，就是為了理解和應對不確定性。以最簡略的方式回顧一下歷史，從弗蘭克·夸特，到塔勒布，再到米歇爾·渥克，風險理論的框架，即關于人類如何應對不確定性的理論框架，似乎走過了“正題”—“反題”—“合題”這三個階段。

從“概率框架”到“行動-演化框架”

在傳統上，特別是在經濟學和金融學領域，人們傾向于將風險簡化為某種方差，同時把個體在應對不確定性時的不同簡化為風險偏好上的差異（或者是風險追求的，或者是風險規避的，又或者是風險中性的）。這種處理方法以弗蘭克·奈特對風險與不確定性的區分為基礎。奈特認為，風險發生的概率可以通過“有效確定性”來計算。后來，人們就把這種可測量的不確定性稱為“奈特風險”，認為這種“不確定性”其實可以預見，甚至是可控的。而在實際的處理中，其實是把“奈特不確定性”撇到了一邊，只討論“奈特風險”。“奈特風險”中的有效確定性則有不同的定義，一個常用的定義是指未來的收益（損失）的概率分布可以通過歸納的方法確定下來。

而這樣一來，對于不確定的世界的應對，也就可以化約為一種對預期收益的計算了。這個框架，可以稱為“效率框架”。

塔勒布對“效率框架”提出了激烈的批評，強調基于對世界進行如此鮮明的非黑即白的劃分的做法必定會歸于失敗。首先，基于歸納法確定的概率往往是無效的（即便觀察到了一千只白天鵝，也不能保證下一只不是黑天鵝）。其次，風險和收益往往是不對稱的，要想提高收益，不能簡單地通過“承擔更高的風險”來實現。如作者所說：“靠更高風險的投資來獲得更高的收益是絕對不可能的。原因何在？如果更高風險的投資確實能夠可靠地產生更高的收益，那么它就不是真的高風險了”。第三，現行經濟體系的一個很大的弊端是，很多人能夠獲取高收益卻不需付出任何代價——即他們不用在“切膚博弈”（“skin in the game”）中共擔風險。

基于此，塔勒布提出了“概率框架”，即在保證任何時候生存下去的概率都大于零的前提下，為“黑天鵝”的出現做好準備。例如，他提出投資的“杠鈴策略”：持有90%的現金，以保證萬一出現“負面”黑天鵝時仍然穩健；同時以10%的資金投資于高風險證券，以便在“正面”黑天鵝出現時獲取高收益。

到了米歇爾·渥克這里，在利用“灰犀牛”概念以前述方式對“黑天鵝”概念進行反轉之后，由于不可預知的、事后意義上的“黑天鵝”已經變成了可以感知的、事前意義上的“灰犀牛”，塔勒布的“概率框架”也就可以轉化為“行動-演化框架”了。

米歇爾·渥克所說的“風險指紋”的形成過程可以說明這一點。渥克說，風險指紋指的是潛在人格特質、經驗以及在各種情況下做出的行為選擇的組合。這個定義強調了潛在的人格特質的基礎上，風險和行動（選擇）的不可分割和相互塑造，或者說，風險和個人（組織）的共生演化。在《灰犀牛2》整本書中，渥克引用了多個學科的資源，從各種角度——性別、地理、信仰、理性和情感，甚至行為的神經生物學基礎，等等，闡明一個人應對風險的方法，是許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產物。

這不僅包括涉及的風險本身的因素，還包括情境因素，如文化和社會環境，而且毫無疑問，這些因素肯定會隨著時間推移而變化。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么其他人的風險態度可能與你不同（“風險同理心”），以及為什么同一個人在某些領域非常謹慎而在其他領域卻大膽承擔風險，甚至可能不計后果？

在這個行動-演化框架內，倘若能夠克服各種偏差（如自我確認偏差）、掌握有效的信息（即避免信息“繭房”化），是有機會在感知到了“灰犀牛”之后，通過采取適當的行動承擔風險并不斷迭代進化（即米歇爾·渥克所說的鍛煉“風險肌肉”）來克服“黑天鵝”的，這樣也就在一個新的層面上再一次實現了“化不確定性為風險”。

（作者為均衡研究所學術顧問、浙江大學跨學科中心特約研究員；編輯：臧博）